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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为“官”终究为学问

2006-02-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采写/陈洁 摄影/成一村 我有话说

任继愈 1916年生,山东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留北大哲学系任教。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晋升教授,1964年筹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1987至200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导、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宗教所荣誉所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前两届哲学学位评议委员会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述: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等。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06卷)等。

采访手记:在秘书的办公室稍坐,便见一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来,他摘下帽子,极有分寸地礼貌微笑,透着不怒自威的庄严,这就是任先生。

任先生是忙的,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三次起身,到里间接电话;任先生也是庄重的,西装笔挺,每次重新坐下时,都要一整衣冠;任先生还是严谨的,美编一架上摄像机,他马上正对了镜头端坐,采访中,他时时注意采访机的位置;但任先生偶尔也能流露出,他是性情的,说到军阀韩复榘的笑话、说到研究生培养的黑色幽默、炫耀自己的医术时,他兀自嘿嘿地,边说边笑,自逗自乐。

10点半,非常准时的,下一个来访者出现在门口。任先生干练而果断地跟我们道别,临了不忘吩咐一句:“写好后给我看一下。”果然是对自己公众形象负责到一丝不苟的学人大家风范。

童年埋下哲学的种子

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只是比较动荡,家属跟着军队走,直到9岁在济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以后才稳定下来。在北平大学附中读的高中,这个学校只办了四年,教师很好,其中一个教“党义”的鲁涤平,把课堂当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上课喜欢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开头,专门攻击“三民主义”。

我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中等偏上,不是最好的。我强调不是最好有这样一层意思,现在很多成功的人,把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好像完全是自己刻苦努力出来的,其实自学成才也需要环境,机会也有关系,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把自己看得太高,这是不对的。

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从小就喜欢刨根问底,很自然的就喜欢哲学,哲学就是要追问个为什么,思考根本性的大问题,比如,人活着干什么?为了找工作混口饭吃?为了成个家?这样的目的太小了,我觉得不够。

学哲学不好找工作,当时我倒没有想这么多,充满浪漫主义空想。喜欢就喜欢,不多想别的。年轻人还是需要些浪漫主义,太实际了、急功近利不好。不过作哲学真的不容易,当时一同入学的十几个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作哲学的只有三个,一个留学美国,一个在人大,都去世了,就剩下我一个。胡绳跟我同一年考上了北大,他不喜欢唯心论,不喜欢西方哲学,上了一年就参加革命去了。他中学底子打得好,苏州中学的。以前的中学了不得,叶圣陶、鲁迅都教过中学的。跟现在是两回事。

在北大读书期间一直受日本干扰。上着课就有挂太阳旗的飞机在半空转,声音很大,老师就停一下,等噪音过去了再接着讲。抗日的情绪就是这样被日本培养出来的。我们从中学开始,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就是日本占领了中国,我们一定要报仇。

到了大三打起来了,七七事变,北京被占领。我们当时放假在家里,报上广告说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南迁,连名字都没取,就叫“临时大学”,要学生开学时到长沙去报到,我就从山东直接去长沙。10月才开学,人到不齐。不过当时黄河以南的社会还不乱。

时世动荡中的第一次学术转型:从西哲到中哲

半年后南京失守,长沙也不能呆了,我们转移到云南蒙自县。

当时的转移路线有三条:一是从长沙到香港,转渡轮到越南河内,再到昆明。二是由国内公路到广西桂林,再转昆明。冯友兰走的就是这一条线。坐船比坐火车便宜点,也合适身体不好的女生。第三是从湖南步行到昆明,叫“湘黔滇旅行团”,一共200多人,包括老师闻一多、生物学家李济同,还有学校几个医生,都是男的。先报名,体检,合格的打疟疾、伤寒预防针,写志愿书,这才出发。当时路上要过深山老林,山里有瘴气,其实就是疟疾。

我们走了差不多两个月,很艰难,湘西土匪很多,不过他们对读书人还好,贵州有的县里还发公告,说北京的学生来了,市场上不准高抬物价。

这3000多里路对我影响非常大。之前我没真正接触过中国的底层农民,现在我们住在农民家,旁边就是猪圈,睡觉铺稻草,对农民的生活简直太熟悉了,中国农民怎么生活,想的是什么。我强烈的感到中国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鲁迅的《阿Q正传》写国民性批判,恨铁不成钢,其实我们的国民性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无怨无悔、牺牲了一切为了这个民族。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又不识字,应该有一个文化的传承才对,我对这个产生了兴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很值得深入研究,很震动,就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方面了。

西南联大生活很苦,做学问有一定困难。清华还抢救了一部分书运到云南,北大完全没有,被一把火烧光了,不过当时滇黔铁路是通的,国外的书和杂志都能看到,普通的书也能买到。昆明在当时是个国际大都市。有好书大家也抄。另外,我们这一辈人小时候都要背书,脑子里记了很多东西。所以做学问还行。

北大有文理法三个学院,当时教育部规定必须有三个学院的才称大学,否则叫学院。我属文学院,主要做中国哲学史研究。刚研究生毕业的年轻教师只教选修课,必修课打基础的要老教授讲,比如“哲学概论”,和现在相反。我开了宋明理学(朱子学)和佛教课。选修课没人选,老师也没面子,所以积极准备。

当时同学分三大块,一是革命工作,有学生身份掩护,经常转系开展工作,比如王汉斌、彭佩云。我是他们老师,汪子嵩、张世英都听过我的课,汪子嵩好像是地下党员。另一派是国民党三青团,党部挂着牌子公开活动,这是一左一右,绝大部分是中间派,有正义感,不当亡国奴,也参加活动和游行,比如打倒孔祥熙、一二・一,在重庆游行不起来,在云南就可以,我也参加,朱光亚、邓稼先都是这一派,运动来了就参加,运动完了再回去学习。在抗日方面,老师也有共同语言,左的是吴晗、闻一多,右的是冯友兰,但抗日都是一致的。冯友兰是国民党员,但是没为国民党做过什么事,这是肯定的。当时规定系主任必须是党员,才能申请到护照,但我们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就不是国民党,不过他后来也没参加共产党。

我现在体会到了,党的政策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是其中之一。党的统战工作非常成功。它为什么厉害呢?它把大多数团结在一起。任何时候左派和右派都是少数。抗日是最吸引中间派的,只要有这一点,别的一切都好说。抗日的口号和愿望符合多数人的要求,这一点非常得民心,爱国主义是团结广大师生的纽带。当时大家形成共识,我们一定会胜利,有演讲会、歌咏队、话剧团、学术报告、时事报告、诗朗诵,文化活动很活跃,听不过来。绝对没有亡国的悲观论。

  政治形势下的第二次学术转型:从哲学到宗教

1945年西南联大准备解散,1946年我回北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50年代全国只有北大一家哲学系。集中了全国28个哲学教授,力量很强的,一门哲学史课四个人讲,冯友兰第一段,先秦,我教第二段,魏晋有佛教嘛,张岱年讲第三段,宋明理学,石峻第四段,近代部分。阵容很完整的,后来再没有这样上过课了。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并不是为了学术,主要是思想改造,搞运动。当时我很真诚地参加,觉得自己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够,对马克思著作研究不多,需要补补课。当时对哲学有成见,认为以前的哲学都是唯心论,要思考改造,大家都突击俄文,我也突击过,学马恩全集,还买了苏联版的列宁全集读。

1959年,毛泽东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1963年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为此成立14个研究所,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加个宗教所。由我筹建。后来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就去干校,1971年,当时是真诚的,有些老干部说是上层的斗争,我也不懂,后来慢慢清楚了。当时不准看书,也没事做,我就学针灸,看《皇帝内经》,治打摆子,扎针两小时后,白血球会增加。针灸跟阴阳五行关系很密切,我下放在信阳的罗山,农村很苦,缺医少药,我很受欢迎,别人都不知道我是来干校改造的,都说我是北京来的老中医。1972年就回来了,因为毛主席说要学点哲学史,但没有教科书,于是就把我调回来编,我说还需要几个人,就把汝信和李泽厚捞出来了,当时有杨荣国写的中国思想史,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江青很欣赏,我们没有这么做,还是从哲学史来讲哲学史,所以不受欢迎。不过没关系,我又不想当官,做教授怕什么。

  儒教是宗教

到宗教所以后,我提出过一些观点,比如儒教是宗教。中国有皇帝的时候就有宗教:儒教,两者结合在一起,皇帝是教主,政教高度合一,皇帝就是教皇,天坛就是宗教的祭坛。

儒释道在中国文化中三足鼎立,都是宗教。三宗教结合点就是政治,儒教居正统,政治地位最高,但社会地方可能不如佛教那么广泛,信佛教的群众多。我都不信,我是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我只是研究宗教的,以前宗教研究所招人有个要求,就是不信宗教。宗教就像广告说的实行三包那样,承诺能满足你什么愿望。别的学派慎重,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只有宗教才敢说。不过宗教也有好处,能暂时给人安慰。

研究生培养问题

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方法很成问题,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求发表文章,也不要求听课,就是读书,导师根据学生情况开单子,学生看,过一段时间有一次谈话,我的副导师是贺麟,也要开单子、定期谈话。这样的局限是量不能大,不像现在,老师一带十来个,人都认不过来。现在只说发文章,文章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抄的都不管。现在研究生教育的办法不行,我那时候的办法也不行。

我现在不看研究生论文了,给别人不及格也不好,干脆不答应,就说我忙不过来,你找别人看吧。现在招学生的时候就想着要他毕业,有一次答辩,外校一个老师问了几个问题,学生都答不上来,结果导师急了,说“你是考他还是考我啊”,就让学生过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图书馆有“博士生文库”,收的论文质量逐渐滑坡,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文科不行,整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受影响,这些问题我很忧虑。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我的社会兼职很多,是很多书的主编,这一点我很无奈,很苦恼。比如剪彩,好好的绸子一剪两半,我挺心疼的,建议用绳子,好剪。我给自己规定几条:不过生日,不出全集,不参加宴会。在外面吃饭,吃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消化。现在精力也不够了,以前熬一夜能写个万把字的文章,现在早上不超过5点就起来工作,没有电话打扰,人也清醒。午饭后就差一点。还有一个眼睛看不见,所以要用拐杖,测距测不准,笔都插不进钢笔帽。用一只眼还很累,不能休息。

我现在手头有两项任务,一是主编《中华大典》,7亿多字,我每周来国家图书馆两次,就是为这个。还有《大藏经》,已经完成了1亿多字,现在编的续集,2亿多字。

这两件事上了轨道运转起来后,我还想搞点自己的事情,写个简单的“中国哲学史”,再做点无神论方面的工作。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195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都是无神论者。现在的人考大学要算卦求签,好像有外在的力量操纵命运,这就是有神论,这种思想指导工作是无效而且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无神论,爱国主义的基础是历史。西南联大的时候,很多留洋的学者都回国,现在的青年不同了,往外跑,谁的钱多给谁干活。我想到这些就很忧虑。我们的历史很长,优秀事迹很多,有很多可宣传的,可历史教学很短,不是主课,这对于爱国主义宣传不利。日本成立满洲国不讲中国历史,香港的中学历史教材里没有鸦片战争。所以说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

我总的一个原则是知识来自社会,要回报社会,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这样一个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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