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书里书外张中行

2006-03-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版撰文 陈洁 我有话说

2006年2月24日上午的阳光稀薄而浑浊,我在风中接到电话:行公溘然长逝了。

并不吃惊,还是觉得突然。赫然想起那萎了一地的百合花。

一直没有跟人说起过。去年春节前一周,我去305医院采访张先生,在胡同口买了束香水百合,十枝。店主说,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因为与美编约的时间快到了,我慌慌张张地横过马路,闯了红灯,结果一辆灰白的私家车嘎的一长声刹车,还是和我撞上了。没有伤,但花已尽在轮下,揉碎红颜。

我后来两手空空、很不成礼节地拜望了行公,他一直懒怠说话,但还是勉力给我题了字。我应该是行公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他给我题的字,或许也是他平生写的最后几个字。而我居然两手空空。

那时行公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身体并没什么毛病。前不久的1月7日,他刚过了97周岁生日,虽然没怎么说话,但还下了地两个来小时,高高兴兴的。他就是“很怪地”不愿吃东西。我亲见看护人员耐心地哄他:“喝点水,就一点,好不好?”他固执的摇头,看护人员干脆把杯子端到他嘴边,他紧紧地抿着嘴、咬着牙、摆动头部、再用手推开。他的身体也在拒绝外物,营养液通过静脉输入,却不吸收,手腕上鼓了好大一个包,换只手再打吊针,还是一样。

我当时就想到禅林里的很多高僧,俱是预知了自己的大限,屏退左右,绝食枯坐,独自面对终点。我自来就是怕死鬼,那一刻,心里却于凄婉中升起肃然庄重。

过完年,张文在电话里说,全家在医院过了年,挺好的,已经给行公作了皮下静脉埋管,再不至于出现打不进针导致营养严重不良的情况了,人也比我看见的那时胖了一点,润泽多了。我不禁为张老高兴,也暗骂自己的胡思乱想,以张老的恬淡性情,便是茶寿也不为过。

哪里知道,天地到底不仁,先生终究仙逝。305医院内三科的陈士良主任和王小冬副主任介绍说,行公前几天受凉了,肺部感染,24日凌晨突然恶化,看护和护工通知了家人。医院抢救到凌晨2点40,到底回天无术。行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意识清醒,而且安详平和,只是一贯地默然。也许对先生来说,沉浮恩怨都随风,不留片语在人间。

行公简易的灵堂当天就在他家搭起来,不断有人前往悼念。送去的花圈中,有部分是以红色系为主花的。据说这是有讲究的,上了七十,花圈里才能配红色花。

行公一生,概而言之:读书、买书、编书、写书而已。书以人立,人以书名。纪念行公,自然也离不开书:书里的人生,书外的世界。

书里人生

行公编书:

1951年,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有编教材的任务,需要人手,经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的介绍,张中行调到出版总署担任编辑工作,他就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编书生涯。在散文创作出名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语文教材和文史读物的编写工作,曾主编《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合编《古代散文选》(三册)、《文学读本续编》等,因为历史的原因,多数都没有公开署名。

行公初到出版社的任务是编高中语文教材。他语文功底深厚,加之工作认真,他编辑的书质量都很高。当时叶圣陶具体分管教材编辑,他通文史,又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凡是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都要亲自细心审读,发现不妥的地方就亲自动笔改。而凡是经行公之手编订的教材,他基本上都没有改动。

因为长期工作的原因,行公始终关注语文教育问题。他认为学语言的秘诀只有一个字:熟,不断重复,熟就能生巧。他曾告诫教材编者和教师,不要对教材抱太大的奢望。最好是只把课本当作范例,不要让学生以为学习课本上那一点就够了。而且,在语文学习中,语法等语文知识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靠熟练而不是靠知识。

但是强调多读多写,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要实行起来有困难,一是读物供应不足,二是师资问题,三是学制需要大变。相对于教材而言,行公更注重语文教育的师资问题,他曾表示,教师高明,教材再差甚至没有教材也能把语文教好。

行公对于编辑教材有相当的使命感,他曾说,编教材是一件苦差事,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他在选择可以当作范文编入教材的文章时是非常精心的,也比较开放,他认为课本应该好坏文章都选,好文章告诉学生为什么好,以期“取法乎上”;多病的文章“作用相反,教学生如何避忌”,另外,他还很推崇古文和古典诗词的阅读学习。

本着将上课由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的教育理想,行公曾编写过很多课外读物,以弥补“读物供应不足”的问题。比如80年代早期的《文言文选读》。三册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按照历史顺序,排定180个题目,三百篇文章。行公在选文时力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性强,不仅注解详细,而且重点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学生在读了这三本书后,还能够有兴趣找别的相关图书进行更广泛的阅读。行公为了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的爱好,可谓煞费苦心。

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行公对语文教育、教材编写的众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想法并不能付诸现实。如1962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了《古代散文选》中册,其中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在送呈某部审查时,部长却说要选《正气歌》。他只想到了政治第一,而没有想到《正气歌》根本就不能算散文,可是当时竟然没有人敢去提醒。于是,“散文选”中却收了一首五言古诗。

1998年前后,社会上兴起了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而其中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是争论的焦点。行公对此一直比较关注,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参加了1999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召开的“语文教育与语文教材研讨会”。

行公为人谦和,和共事们相处颇为融洽。比如他与同事蔡超尘合作得很好,工作中没有什么争执,每每一本书很快就编完了,顺利通过审查。张厚感是6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与行公共事多年,在《诗词读写丛话・前言》中,他写到行公“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

也许是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和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的尊重。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原稿,曾说自己“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而后来行公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娑婆”世界改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行公写书:

行公说到自己写书撰文时,总是很轻快,声称“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其实他写作极其严肃,坚持“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用张厚感的话说:“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日本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代表、特任教授靳飞曾在行公生前为其撰拟挽联“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并于行公病榻前诵读,行公亦不以为忤。正是有了这样恬淡的心态,行公笔下才能龙走蛇游,文思泉涌。

行公文革后从“发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字。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还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

行公的文章有五四遗风,启功对《流年碎影》评价甚高,说是行公的自传,而且是“写思想的自传”,“一般的自传都是写事,张先生的自传却是写思想。”张厚感曾感慨行公“动手晚了”并表示惋惜和遗憾。行公听了沉默片刻,轻轻地说一句:“那时能写吗?”

相比而言,行公对自己著作的“经济效益”却一点都不关注。2005年的10月,有编辑告诉他《诗词读写丛话》销售情况很好,马上就要重印了。行公却顽皮地眨眨眼说:“我的书还有人读?没让你们赔钱吗?”被人问到他的书有什么用时,他总是幽默道,他的书最大的用处,就是让读书人多耗费一点钱。

除了散文,行公还喜欢作古诗词,有代表作《说梦草》为证。他称自己当初是“吃饱了,闲着没事”才写起诗词来。学着诌几句古诗词是很苦的,但如果能得到甜的回报就不苦了。佳人高兴了,付出的努力就值了。哼哼几句古典的诗词,骗现在的佳人,也能骗上。写情诗来几句古诗词,比翻来覆去“我爱你”这样的大白话要好些吧?

行公的女儿曾说,写作是父亲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需要。直到一个月前,他还曾与看护聊天,说,等自己病好了,还要再写点文章,稿费给老妻治病(行公的妻子2003年去世,家人怕他受刺激,一直瞒着他。)看护问他写什么,他说,还是写散文吧,散文读者爱看。他对于人生的祈愿,除了男女之情,恐怕也只是继续写文章而已了。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

行公最重要的两本书:《顺生论》(用力最多),《流年碎影》(最完整的“自传”),都是白烨责编的。白烨与行公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说起来,白烨第一次编行公的书还是“无心插柳”之举。90年代初,白烨供职于位于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科出版社,而行公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审,每周去沙滩北街上两天班。正好是白烨每天骑车上下班的必经之地。遇到行公上班的日子,白烨总早点下班去他那里小坐。

白烨回忆说,大概是1992年冬天,一次聊天时行公说起他有本写了几十年的书叫《顺生论》,最近被出版社退稿了,原因是“没有引征马列主义的言论”。白烨好奇地要求看看,结果一看就难以释手了。《顺生论》很快作为1993年的重点书推出,在读书界广获好评,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和“现代版《论语》”,初印的一万册很快告罄,又连印了好几版,风靡一时。行公很高兴地在赠白烨的《顺生论》上题签:“无其鼎力此作难面世也。”

此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愉快而有意义的合作,白烨先后策划出版了《流年碎影》、《散简集存》和《张中行作品集》(计划8卷,已出6卷)。白烨说,他最敬佩行公的就是他清醒不糊涂、敢于说真话的耿直风范。

行公于2005年与中华书局签订的再版《诗词读写丛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的合同,是先生生前最后签约的出版合同。樊玉兰是这三本书的责编。她说,24日得知行公谢世的消息后,她一整天都在忙碌,到出版部查看当天就要发印的《禅外说禅》、《顺生论》两书的正文片子,去美编室商量两书封面的最后改动和用纸,和市场部、发行部讨论行公著作的整体营销方案……这两本书,再过几天就可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躺在读者面前了。而她的内心,却一直无法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少许平静。

就在行公去世前三天,即2月21日,樊玉兰还见了他最后一面,她去医院送还用于新版《禅外说禅》和《顺生论》的照片,当时行公已经患了肺炎,正在输液,明显瘦下去,喉咙里发出艰难呼吸的嘶哑声。樊玉兰印象中的行公,是一个讲究礼节的平和的文化老人,一个认真坦诚的谦谦君子,更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气的老人。他很有老式文人的讲究,比如有客人来,他必不肯拄四角拐杖,而一定要独立迎接。即使是在医院床上的时候,也要催促家人将他扶起身来,穿好外衣,坐在沙发上跟客人说话。

樊玉兰真诚地希望大家都静下心来好好读读行公的文字。她说:“大家都说张先生是文化老人。文化老人是什么样的?对先生最好的了解,不是来自媒体的介绍和家属的描述,而是对先生文字的阅读。先生的语言平淡而有意味,《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等古典文学知识读物在爱读书的人中间流传,而《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讲述人生哲理的书,最适合我们在心浮气躁的时候读一读,让我们重新想想生活的目的。”

写行公的书:

行公一生最大的成在其思想成果、国学修养和散文创作,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与杨沫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对此两人都有过回忆文字,老鬼前一段出版的《母亲杨沫》里也有相当详尽和客观的描写。

1931年,20出头的北大学生张中行与17岁逃婚在外的杨沫相识。当时的张中行已经在家庭的安排下与一个相貌平平、裹脚不识字的沈姓旧式女子结婚5年。杨沫在张中行的帮助下前往河北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不久回到北京,两人开始同居,这是两人都弥足珍贵的炙热初恋。杨沫很快怀孕,她感觉到张中行对她的冷漠,搬出去独居,并独自在小汤山生下一个男孩萍,孩子寄养在农村,一岁多时死于白喉病。对杨沫来说,这是她终生不能释怀的一件事,她到了晚年还曾把自己比作《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张中行却曾对他和杨沫的女儿徐然解释说,“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负心,冷淡了她……”

后来张中行和杨沫又一起生活了5年,其间杨沫与革命青年马建民相爱,同时受妹妹白杨影响,于1936年离开张中行,当时她已经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徐然(马建民和杨沫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生育了一个男孩马波――老鬼。马建民去世4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张中行随即与传统型女子李芝銮结婚,两人厮守了半个多世纪,并生育4个女儿。

杨沫和张中行在建国后还直接间接打过交道,比较重要的几次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影响很大,作为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生活受到影响。杨沫曾当面向张中行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张中行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写。后来李芝銮曾表示要找杨沫,被张中行以“不过是小说”制止;文革期间,专案组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问题,张中行顶住巨大的压力表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为此杨沫很感动;1987年,黑龙江的《小说林》杂志第1期登载了《杨沫的初恋》,涉及粗俗的一面,为此引起杨沫激愤的“名誉权纠纷案”,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文章的来源是文革期间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杨沫却怀疑是张中行暗中指使或者主动爆料,而张对这样的人格猜疑亦难接受;1994年,杨沫与徐然在学苑出版社出版《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录了杨沫的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张中行感觉严重受伤。以至于1995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或敬重,或情牵”,而他现在两者皆无。

老鬼是从记者的电话里听说行公逝世的消息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可惜啊,他是个好人。”其实老鬼并没有跟行公打过交道,从来没有。惟一的一次间接交接,是他去年写《母亲杨沫》,想用一张行公的照片,通过出版社的一个熟人转告行公的女儿,再转告到本人,回答是不同意。“所以我的书里没有他的一张照片。”老鬼坦言他对行公的逝世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彼此很陌生,但他对行公没有任何恶感,很中立的。他说:“印象中我妈妈指责他很多,而他很少说我妈什么。”“解放后他们的每次见面都以吵架告终,没有一次例外。就连那次他文革外调时说妈妈革命,妈妈事后知道了,很感动,给他写了信,还送了照片。回头见了一面,最后还是吵。”如果先走一步的是行公,杨沫可能也不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遗憾的是记者没有采访到徐然。老鬼介绍说,爸爸(马建民)对姐姐(徐然)一直很好,她在河北老家一直长到8岁才被接回北京。直到文革中大家互相挖互相咬,才揭露出她的身世。40多岁才知情的姐姐大哭了一场。1978年,她第一次给生身父亲写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后来,妈妈和李叔叔结婚,徐然与李叔叔性格不和,此后十来年,她一直没怎么跟我们来往,包括妈妈捐献版权的仪式、90周年诞辰活动等,她都没参加。其实爸爸死后,姐姐挺想找她亲生父亲的,挺愿意跟他交往,他们父女俩一起吃过饭、说过话,可他对她很冷淡,不怎么理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93年,他也从来没见过她的孩子们,老鬼说:“我觉得他不缺女儿,如果姐姐是个男孩子,他对她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也可能是《青蓝园》的原因。杨沫再婚和《青蓝园》出版两件事,徐然都隐瞒了张中行。现在,年近70的徐然在美国亚特兰大,跟她女儿住在一起。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报道,她通过记者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哭了。

不管怎么说,恩爱情仇都随风,行公自己也曾说过,“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错,是人生旅途的一个段落,一种水流花落的境,应该珍视,也值得怀念”。如今两位老人都已谢世,而两人留下的或隽永冲淡、或激情革命的文字,却将更长久地流传于世。行公一生不过一介书生,作为读书人,书里的行公才是真实的行公。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