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社科联资助出版的部分学术著作
抢救学术著作
春节前夕，
姚辛自1956年开始研究左联，为此不仅失去了工作，而且闹得妻离子散，家庭破碎，半辈子穷困潦倒。半个世纪的潜心研究，使他成为中国研究左联的专家，而惨重的代价也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面记载左联人物和史实的《左联词典》，第一部详尽记录左联活动的《左联画史》，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学术著作因为缺乏经费而难以出版。后在媒体的呼吁下，他的两部专著终于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
但是，当他的90万字的《左联史》完成后，却又遇到同样的问题。姚辛四处奔波，求告无门，阅尽人间冷暖。走投无路中，忽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设立了出版资助基金，他欣然而至。省社科联审核完他的专著后很快将该作品列入2005年的资助计划。
“多亏了省社科联，没有他们的资助，我的心血只能付诸东流。感谢他们啊！”姚辛感慨地说。
在浙江，像姚辛一样幸运的作者还有不少。5年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已达203部。
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连晓敏将出版资助称作“一项抢救性的工作”。他说，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近年来日益凸现，许多有价值的作品因为不可能畅销而被出版社拒之门外，许多学术上的新成果因此丧失了问世的机会。有感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是为解决这一难题，省社科联于2000年建立出版资助基金，每年由财政拨款50万元，用于缓解学术著作出版难问题。
这一举措使部分因为无钱出版而陷入绝境的学术著作绝处逢生。
在资助出版过程中，连晓鸣他们了解到许多抢救学术著作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常常使他们感到心灵震撼，诸如学生为已故老师抢救文稿，妻子为已故丈夫整理遗著，家属为已故亲人搜集遗作，桩桩件件，感人至深。
为了王亚南教授的遗愿
2003年春，经3代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第一部横跨古今，涵盖中外的经济思想史专著《经济思想通史》终于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3代学人40年研究成果的结晶。230万字，4大本，沉甸甸的著作令人想起沉甸甸的历史。
浙江省社联学会处处长谢利根讲起当初接到这部文稿的申请资助报告时的情景：2001年，报到学会处的申请资助书稿中，这部书稿特别引人注目：高高的一大叠稿纸，一式工整的小楷，清晰娟秀。当了解了这部横跨30多年历史的书稿的编写过程，他们更感慨万分。
一切还要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说起。
1962年，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召开的高校文科教材编审会上，厦门大学校长、因翻译《资本论》而扬名学界的王亚南教授接受了编写一部政治经济学史教材的任务。很快，华东局宣传部便为他配备了3名助手：复旦大学的方崇桂，厦门大学的王洛林，杭州大学的蒋自强。
王亚南教授要求这3位年轻人编书先从研习经济学史开始，并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先花一年时间认真研读5部经济思想史专著：英国英格拉姆的《经济学史》，法国季德、利斯特的《经济学说史》，美国韩讷的《经济思想史》，苏联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和王亚南的《政治经济学史大纲》。
接着，王亚南拟定了提纲，3位助手开始资料的准备工作。
6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频仍，1964年，正当他们开始资料汇编工作时，四清运动开始了，迫于形势，这个小组不得不立即解散，各回原单位参加运动。直到1965年四清结束才重新展开工作。
1966年，资料汇编工作结束，进入书稿的编撰阶段。就在他们准备大展身手时，“文革”开始了，王亚南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严厉的批判，3位助手再次被迫撤离，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书稿的编撰工作又停顿下来。
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1969年，王亚南在饱受折磨后病重，临终前还记挂着此书的编写工作，然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出师未捷身先死，王亚南抱憾而终。
1978年，王亚南的冤案得到平反。在福建召开的平反大会兼骨灰安放仪式上，3位助手再度聚首。十多年间，世事变幻，物是人非，大家在感慨唏嘘之余，又谈起了中断十多年的这项工作，谈起王教授未了的遗愿。蒋自强提议，3人再度合作，共同来完成导师未竟的事业。
但是，尽管方崇桂、王洛林都深表赞同，却因各自都有另外的工作而无法脱身。
3人中只有蒋自强继续在杭州大学从事原专业的工作。他暗暗下决心，哪怕就是他一个人，也一定要完成这项工作。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蒋自强完成并出版了与这一专业有关的《简明西方经济学史》、《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等专著。这些专著的出版为《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作出了探索，奠定了基础。
1991年，蒋自强在王亚南确定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基础上，重新拟定4卷本的提纲，并动员浙江大学的罗卫东、袁亚春等5位青年才俊加盟这一工作。此书的编撰得到著名学者陈岱孙、巫宝三教授的指点和支持。
做学问，“板凳要坐十年冷”，整整10年，6位学者合力同心，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的编写。业界评价此书集国内外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著，取人之长，克服了“有古无今”，“有今无古”以及“只有外国而无中国”等不足，“融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理论于一炉”，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通史。有专家评价是“鸿篇巨制，为国内外所未曾有，凝结了你数十年的心血，确属传世之作”。
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易风教授说：“这部经济思想通史，既突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想史的框框，又突破了前苏联经济学史和政治经济学史的框框。作者在阐述经济思想史时，‘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横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把古今中外的各种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经济理论融会贯通地进行论述，这是一大创举，树立了一座丰碑，蒋自强教授和他的五位合作者的名字当之无愧地永远镌刻在这座丰碑上。”
然而，“丰碑”却差一点因为一个俗之又俗的“钱”字而无法耸立。著作完成后，出版难题随之而来。尽管此书的学术价值很高，但出版社却因为要亏本而不敢出版，3代学人的共同心血被拒于几家出版社的大门之外。
正在此书的出版陷入困境时，浙江省社科联的出版资助基金成立，才使专家们在苦涩中看到了希望……
陈植锷夫妇的凄婉故事
连晓鸣从办公室的书柜里抽出一本书递给记者：《石介事迹著作编年》，此书薄薄的，才136页，翻开，扉页上是两行文字：“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这位记者出身的副主席深情地介绍起这本书的成书及出版过程，那是一个凄婉的故事，一个让人倍感伤心又万分感奋的故事。
真所谓“文章憎命达”，杰出的人才却往往英年早逝。1994年2月28日，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植锷抛下他深爱也深爱着他的妻子，甩手西去，年仅46岁。陈植锷是温州人，出身贫寒，勤奋好学，考上北大本科一年半便考上研究生，在获得北大史学博士后，他东渡日本，在日本筑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陈教授是个具有深厚爱国情怀的学人，他满可以携妻带儿在日本构筑一个温暖的巢，但报国的情怀促使他决心回国。
回到杭州大学任教的十多年，他兢兢业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前安心学业，在平静的书桌上辛勤笔耕，学业有成，著述颇丰。
1994年，他刚完成《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初稿，还来不及修改整理出版，便因病英年早逝。
“西窗剪烛添香读书三生有幸但得几年欢，东瀛携眷分身归国一病不起忽成千古恨”，这是妻子周秀荣呈献于他灵前的挽联。对丈夫的去世，周秀荣痛不欲生。她撕肝裂肺地哭着送走了丈夫……
自此，一对恩爱夫妻阴阳相隔，生死两茫茫。周秀荣感到，自己的心已随丈夫西去，她沉浸在丧夫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愈陷愈深。
“你不应该这样沉沦下去。”她的密友真诚地奉劝她，“报答丈夫最好的方法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你这样消沉下去对得起植锷吗？”
友人的劝告使周秀荣蓦然惊醒。继承丈夫遗志，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她终于振作起来。她不学历史，怎么完成这部历史学遗著呢？不懂就学嘛，她开始学习历史。自此，她不再沉沦，她感到生活有了目标。
几年时间，她边学习历史边精心校点《石介事迹著作编年》，终于完成了编校工作。在浙江大学罗卫东、董楚平等教授的推荐下，此书得到了浙江省社科资金的资助，2003年出版。
然而谁也料不到，这个凄婉的故事竟会以那样一种方式结尾……
了却了丈夫的遗愿，周秀荣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告慰丈夫的亡灵了……然而就在此书付梓不久，周秀荣意外地遇车祸身亡。英年早逝的一对伉俪，为人们留下了用心血浇灌的一部厚重之作。
“中国惟一”的遭逢
在省社联资助的著作中，有许多是抢救性的学术遗产。
中国解放后惟一懂希腊文的古希腊哲学史专家的一部遗著，差一点因为钱的问题而被湮没。
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维贤介绍，我国20世纪有两个最有名的古希腊哲学史专家，严群是其中的一位。
严群是《天演论》译者严复的侄孙，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1934年获得该校硕士学位，次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希腊语、拉丁语，研究希腊哲学。他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梵文、希伯来文等12国文字。在美国求学期间，他萌发了从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全集的念头，因为古希腊语深奥难懂，很少有人问津，即便是西方学人也不敢直接从古希腊语翻译。严群却立志啃这块硬骨头，他认为，只有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柏拉图思想的精髓。因此，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开始了这项规模宏大的笔耕工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祖国陷入抗战的烽火中。他拒绝了在美国教书的聘约，毅然回到母校执教。1947年，他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到浙大任教，解放后执教于杭州大学。至此，他因在希腊哲学史上的成就而在业界名声卓著。
50年代，在广州召开的我国第一个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作为当时我国惟一一个懂希腊文的希腊哲学史专家，他接受了负责翻译柏拉图全集的任务。
当事业和理想目标一致时，一个人是能爆发出巨大能量的。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潜心译著，默默工作。到文革前，柏拉图的36部著作，他已翻译了28部。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书稿不到自己非常满意，翻译没有全部完成，他决不会拿出去出版。他没有想到，这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史无前例”的运动史无前例地开始了，他这样的出身和白专典型当然地成为“牛鬼蛇神”而备受迫害，成天批斗，挨打，关牛棚，精神肉体备受摧残。也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他的未及付梓的译著被造反派抄走，散失殆尽，令他痛心不已。
1985年，严群教授去世了。他的5位儿女心有不甘，开始搜集父亲散失的遗著，整理劫后幸存的文稿。他们知道父亲在学界的地位，知道父亲的著作将对学界产生的影响。因此，尽管他们不懂父亲的专业――5个子女中没有一个继承他的专业，还是义无返顾地投入这项工作，勇敢地承担起责任。
严群的手稿多是行草，辨认非常困难，但他的子女认真核对，逐一查对引文，并用工整的楷书抄写得清清楚楚。
十数年的努力，他们共搜集到严群论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及著作的遗作35篇，遗著5部，共计80余万字。为了在专业上准确地把握这些遗著，他们向父亲的嫡传弟子――浙江大学中文系王维贤教授求援，请他把关。王维贤欣然同意。自此，作为子女和作为学生的6个人真诚合作，严肃认真地校核稿件，查找引文出处。数度寒暑，终于完成了书稿的整理工作。
出版《严群文集》条件成熟了。
毫无疑问，《严群文集》是我国哲学界研究东西方哲学的历史文献，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薛华研究员的话说，“对于现在培养哲学研究人才所具有的价值，他的著作有一种深度，达到一种本真性，以致其中有一种吸引力，有一种推动力”，“他是循原文发原义，这对我们是一个可贵的范例”。浙江大学陈村富教授在专家推荐意见中说：“我国1917-1949年全国人文社科著作、论文目录中，专门研究希腊哲学史的就陈康和严群两人。”“《严群文集》代表了我国学者从1931年到1965年的希腊学术研究史。”
编辑完成后，寻求出版的经历是艰难的。他们找了北京、福建、浙江众多的出版社，却都无法出版，直到省社科联决定资助。目前，《严群文集》正在紧张排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