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
生于1910年，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卢沟桥事变后曾留学北京两年，1943年底应征入伍，作为侵华日军的文化兵到湖南。战后执教于东京多所大学，其中在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8年（1
953-1960），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述和翻译。1977年去世。
主要著述：
1934-1943年，与武田泰淳等发起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出版《中国文学月报》。翻译《鲁迅文集》全6卷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在日本出版《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后改名为《何谓近代》）、《作为方法的亚洲――我的战前・战中・战后1935―1976》、《日本意识形态》、《国民文学论》、《不服从的遗产》等，中国译有其论文集《近代的超克》。
采访手记：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和逝世70周年，而作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竹内好奠定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基础，并在将鲁迅作为思想资源引入日本的历史语境方面形成了传统。竹内好在国内渐热，早在2005年9月25日，《读书》杂志曾举办关于竹内好的座谈会，2005年12月，在上海大学召开了鲁迅与竹内好学术研讨会，会上，对竹内好的理解引起了争论。竹内好是何许人也？
缘起：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
1910年，竹内好出生在日本长野县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会跟中国结缘，更不知道日本和中国的战争会把他的人生划成两截。
本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他于193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前后，他与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组（后更名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并于1935年3月创办《中国文学研究月报》杂志（后更名为《中国文学》）并任主编。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会作了很多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他们举办的第一次活动是欢迎周作人、徐祖正访日聚会。因此，周作人自称是该研究会成立的历史见证人。其后，研究会还曾邀请很多留日学者，如钟敬文等作演讲。
在竹内好进入学界的时候，日本汉学已经在很大意义上被日本的支那学取代，但竹内好之所以对中国文学感兴趣，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试图通过中国找到属于亚洲国家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有严重的西化倾向，似乎全盘西化才是发展的唯一途径，片面强调西方价值体系的普适性，毫无批判的接受之，渴望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而普遍不关心亚洲问题。
但日本在亚洲，日本思想界也一直有亚洲主义和寻求民族主义的传统，竹内好秉承了这一思想传统。他理想中的中国是亚洲国家“现代化”同时不西方化、不丢失民族特性的典范，他想探求这一点何以可能。为了强调这一立场，他在研究中坚持使用“中国”，而不称“支那”，甚至拒绝参加1942年在东京举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都是为了在形式上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官方的汉学或支那学划清界限。他还曾在《中国文学研究月报》上发表《汉学的反省》等文章，批评汉学“在现实中的堕落”，称之为“不死之身”。
然而，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历史上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强化了日本对亚洲的认同和归宿感，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日本亚洲主义者都认同“大东亚共荣”，坚定的支持侵略。竹内好以亚洲主义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同时又不排斥以亚洲的名义侵略别的亚洲国家。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还只是思想的萌芽。截止战争结束前，竹内好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要成为战后日本思想界领袖和中国研究专家，还有待时日。
孽缘：侵华老兵对战争的理解
1937年，竹内好获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奖学金，前往北平做为期两年的学术访问和文化交流，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
他此行的主要工作是在近代图书馆和（伪）北大理学院教日语，同时研究语言教学，他还曾准备编撰中日双语的语言学工具书。但他渴望能趁机与北平的知识界进行思想交流。可惜当时的北平已经沦陷，知识分子纷纷南下，中国的核心文化圈几乎整个儿经由长沙搬到了昆明。所以，1937-1939年在华期间，竹内好只与少数滞留北平的知识分子，如周作人等，有过几次会面。其中一次是1938年5月15日，他与中国方面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徐祖正、钱稻孙等）进行了亲善交流。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席间的气氛始终轻松友好，大家基本上只围绕着料理、鬼神等无聊的话题闲扯，几乎没有涉及到文学和政治。
回国后，他在“回教圈考究所”（后更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工作，并为其刊物《回教圈》撰稿，这期间，他解散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亦停刊。
1942至1943年间，竹内好再次来到中国，逗留了数月，前往西部和内蒙等地出差考察，并撰写了《中国北部、蒙疆的回教》。他还去往中国部分沦陷区，考察记录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也就在那段时间后，他开始着手撰写《东洋思想丛书》第四十四种的《鲁迅》。
1944年，竹内好被征入伍，编在预备队内，派驻往湖南，后来又到大队本部当翻译和教中文。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一年后，战争结束了。再一年后，36岁的竹内好退役回国，从此再没有来过中国。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爱好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竹内一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论著，唯独绝少谈论他在中国从军的经历。他对1945年得知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的情形有过零星的记忆：“这是一个小分队的事情。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队员们全体嚎啕大哭。他们整整哭了一天，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开始着手进行归国的准备工作。”那一天的竹内好，哭了吗？
为此，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韩毓海对竹内好持比较尖锐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之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有特殊而敏感的意义，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战争，乃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竹内好战后的思考总体上是对于昭和思想史的狡辩或诡辩，无形中代表了一种对昭和精神史合法性不加检讨的维护态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薛毅引用竹内好的名言“帝国主义不能审判帝国主义”说明他对战争和东京审判复杂的理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董炳月则认为准确表达应当是“帝国主义不能彻底审判帝国主义”，而竹内为“近代的超克”所作的辩护与“大东亚战争观”、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
善缘：竹内鲁迅和中国问题专家
竹内好成为战后日本(1945－1975)重要的思想家，首先是因为他的鲁迅研究，几十年后，他为中国学者所熟知，首先也是因为他的鲁迅研究。他不仅奠定了日本的鲁迅研究基础，而且在日本思想界形成了以鲁迅为思想资源的传统。
战乱纷纷的1943年底，竹内好接到了征兵通知，要求随时待命，准备开拔，他开始拼命写作《鲁迅》。他在后来的《鲁迅・后记》中说当时“连明天的生命都难以保证”，“虽然不能夸张地称为遗书，但已接近这种心情了。”匆匆脱稿的第二个月，他就接到了正式命令，带着赴死的心，开赴中国战场前线。当时他还庆幸，“觉得好像有老天保佑似的”。
“遗稿”于1944年底出版，被鲁迅研究专家太宰治称为“像秋霜一样冷峻的名著《鲁迅》”是公认的最好的鲁迅研究成果之一，据说仅仅在1961至1980年间就重印了17次，给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和思想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竹内好从此享有“竹内鲁迅”的美誉。
战后归国的竹内好于1949年任庆应大学副教授，致力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很快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1960年，日本政府通过辱国的新安保条约，竹内好愤而辞职，组织思想科学研究会、鲁迅之友会、中国之友会等。在这前后，竹内好成为日本知识界的精神领袖。他提出的“国民文学论”、“近代的超克”、“亚洲主义”等命题成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话题。对辞职事件，孙歌认为，安保运动是多重复合体，竹内好试图将安保运动转化为民主启蒙的运动，触及到了民主的“日本化”问题。
战后竹内相继创作、翻译和编辑出版了《现代中国论》、《国民文学论》、《鲁迅入门》、《毛泽东原著》、《鲁迅评论集》、《无产阶级文学》、《从日中出发点开始》、《日本与中国之间》、《近代日本与中国》、《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为了亚洲研究工作的开展》、《鲁迅杂记》、《鲁迅著作集》、《竹内好集》、《竹内好评论集》等。
1963年，他创办《中国》杂志。并编写了《中国的思想》（13卷）、《为了理解中国》（3卷）、《世界文学全集》第三十五卷“中国・鲁迅、老舍”部分、《现代中国文学》第一卷鲁迅和第二卷茅盾。著述之余，他还积极参与现实生活，池田大作曾回忆说，当年他提倡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竹内好在第一时间予以关注。
正是在竹内好的研究中，鲁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对象，而且成了批判近代日本的一个精神参照。竹内好强调“我的目标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就在于文学鲁迅的启蒙色彩，恰恰是东方国家保留民族特性，同时实行现代化的必要过程。中国社科院的孙歌却认为，竹内好表面上是一个反近代主义者，其实不然。他在《何谓近代》一文中将“内在否定”的方法论应用于世界史解释，对抗西方并不是他真正的主题，主题是东方如何在克服奴隶性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从而进入世界史。
中国还有学者认为，竹内好其实是通过鲁迅研究在“向中国租借精神父亲”。因为大和民族自来缺乏原创性的文化，西风东渐后，知识分子群体学西方学得很好，却更加迷失，更加缺乏精神的原创。竹内好试图在鲁迅身上找到东亚民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和“东亚共荣”在文化上的典范。而有的日本学者则认为，竹内好战后的中国研究虽然在日本影响很大，但他为了批判日本的思想状况，把中国写得太过理想化了，有时甚至让人不能理解和接受。
1977年，竹内好在病床上校订《鲁迅全集》，并整理《转变时期――战后日记抄》，坚持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缘不灭：国内的竹内好研究现状
有日本学者认为，竹内好时代的问题，现在还是日本的问题，而且更严重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向往和追随没有因为战争而止步，而先前对于亚洲本来就不多的认同感，反而消失殆尽。高级知识分子从竹内好的时代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几乎对中国、对亚洲没有一点支持和关心，他们面对的仍然是竹内好时代的问题。
竹内好从事思想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期，也是他创造力的高峰期。如今竹内好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话题。薛毅认为关注竹内好对中国的思想建设会有好处，目前国内阅读竹内好并有想法的人不少。大致来说，认同全盘西化的大概不屑于阅读竹内好，关注鲁迅的人会读他的《鲁迅》，思想比较左翼的容易关注竹内好。目前国内比较系统阐释竹内好思想的，只有孙歌一人，她于2004年出版了《竹内好的悖论》。孙歌则认为目前国内关注竹内，但还谈不上研究，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进一步的讨论，她希望严肃的学者能进一步推出有生产性的问题。当然，问题仍然很多。
北京大学的吴晓东坦言自己今后研究竹内好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文本依据不够。目前主要的研究参考是孙歌编译的竹内好文集《近代的超克》。孙歌也认为，翻译一个复杂的外国思想家，不是一两本书可以完成的，她只是开了个头。国内懂日语的人很多，希望大家都来努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孙歌有“神化竹内好”的倾向，对其不利的文章就不翻译进来，并提出日本学界有“竹内恐惧症”之说，意思是在竹内面前失去自主性。中国研究者应该对“竹内恐惧症”保持免疫力。对这个指责孙歌不能接受。因为《近代的超克》收录了竹内好政治最不正确的两篇谈大东亚战争的文章，这在全世界四个语种的译本中是唯一的。相反，竹内好赞美中国的文字基本上都没有收。孙歌认为，目前影响我们研究竹内好的是浮躁学风和情绪化。她并不在意学人们的理论分歧，她关心的是，对竹内好的贬誉能不能推进一些学术问题。说到底，竹内好应该是我们进行自身思想建设的媒介，特别是建设历史分析传统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