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足球到底是什么？一项运动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世界杯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何在？
在6月1日出版的《思想者球迷之世界杯指南》（The Thinking Fan's Guide to the World Cup）一书中，来自2006年世界杯参赛32国的32位知名作家，分别就上述问题写下了自己的观察与思
这32位所谓的“思想者球迷”，并非一定是自己所写国家之公民，但必对其足球文化有深刻了解。小说家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回忆了大独裁者佛朗哥将军死后西班牙的足球风貌，墨西哥前外交部长和作家豪尔赫・加斯塔涅达（Jorge G. Castaned）则记述了邀请现任美国总统布什观看足球比赛的经历，《时代》杂志驻东京记者吉姆・弗雷德里克（Jim Frederick）描述了足球正在取代棒球，成为日本第一运动的过程，著名的英国小说家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写的是爱国情怀与球队忠诚度之间的较量。有意思的是，写阿根廷的《伦敦书评》主编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背叛”了祖国，转而为马拉多纳以“上帝之手”打进英格兰队的那一骇世神球辩护。
此书的两位主编魏兰德（Matt Weiland）和威尔谢（Sean Wilsey）在预选赛结束前便已约好了大部分作者，但爱尔兰的不幸出局，让他们痛失布克奖得主鲁迪・多伊尔（Roddy Doyle）。我想，他们大概没有往中国打过电话，因为我们早早就成了世界杯的看客。
足球与政治总是纠缠不清。1990年，在风雨飘摇的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在主场迎战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队，赛前塞尔维亚和克族球迷在看台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当塞族警察冲向克族球迷时，场内的克族球星博班却对警察施以飞脚，并由此成为民族英雄。至此，塞克两族已势同水火，终至内战及整个南斯拉夫的大解体。人们常说“足球就是战争”，果不其然啊。
不久前，还有一书上市，名《足球抗敌》（Soccer Againstthe Enemy），副题作“世界最流行之运动如何引发并促成革命并为独裁者护权”，作者是《金融时报》的记者西蒙・库珀（Simon Kuper），讲得便是作为政治目标和工具的足球，它不仅为当权者所喜爱，也得到恐怖分子的极大关注。例如，他引述有关资料指出，1998年，基地组织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袭击，便是本・拉登阴谋破坏当年法国世界杯气氛之计划的一部分。
前几天，我在《时代》杂志的尾版专栏上，读到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描写今年欧洲冠军联赛决赛的文章。他以一个欧化美国人的口吻写道：“在欧洲和拉美，你作为球迷的命运早已注定。你爹喜欢的球队也将是你的球队，至死无悔。我们美国人很幸福，不必承受这种历史的重负。”不过，接下来他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自己的不幸，说自己同时是阿森纳和巴塞罗纳的球迷，称它们是反抗两大豪强――切尔西和皇家马德里的光荣象征。但他终于为加泰罗尼亚人的热情、勇敢和包容精神所感动，从而站到了巴萨一边。
福尔两年前出版的《足球化世界：全球化的另类理论》（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 An Unlikely Theory of Globalization），也许是近年来美国人所写关于这项运动的最佳图书，是一个归化了传统足球文化的异教徒对足球与社会、经济、政治甚至种族关系有机互动的极佳解读。
看看现在，美国人反倒成了世界杯长久的参与者，我们看热闹，心里醋醋地――不是我们发明的蹴鞠吗？
德国国家队和切尔西中场巴拉克与200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专用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