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缺一的麻将台，一皮箱用绫罗绸缎精制的旗袍，桂林的山水……诸如此类的物件和景色，如同道具和天幕，展露着，铺垫着，悄无声息地烘托出八个女人的命运遭际。“三个女人一台戏”。八个女人的参差登场，生活细节就串成了在希望和命运的纠缠中，对人生的回顾和展望。小说《喜福会》的戏剧性故事，就这样在著名华裔美
以讲故事见长的小说，以何种视角切割人生，剖析其腠理，颇有讲究。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自叙口吻，如同汁水饱满的鲜果，比较能保持人生的原味。《喜福会》让八个女性的自叙（确切讲是七个女性，因为吴素云的人生经历由她女儿吴精美讲述）次第出现，交叉穿插，安排巧妙。这么做不仅以互见的方式，补充了每个女人视角的缺失之处，又有意无意间，酿造一种女人谈话的“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又唠唠叨叨的氛围。琐碎的日常生活，喃喃自语和娓娓诉说，就如“捡起一件旧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挑出一根毛线头，只要抓住它，一抽，即刻，以破竹之势，成件旧毛衣很快就化成一根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毛线”般绵密、悠长，演绎一位位中国女性的生平，有着陈年宿古的阴柔气息。无论是来自上海，在侵华日军的炮火中逃难，百般无奈中丢弃了双胞胎女儿的吴素云；还是生于太原，在汾河水灾中家道败落，匆忙嫁人的龚琳达。她在新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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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福会》（新译本），（美）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28.00元 |
《喜福会》中那4个从20世纪40年代移民美国女性的生活往事，看起来与“喜”和“福”毫无关联。即使到了美国，再婚，生儿育女，“喜”和“福”也只是她们的一种希望。信奉上帝或许让“信仰”祈求成好运。谭恩美在书中借许安梅英语发音不准，在“命运”（fate）和“信仰”（faith）上玩个文字游戏，似乎是独具匠心的。因为小说情节很快就急转而下。许安梅的儿子平在海边被海浪卷走失踪，许安梅伤心至极，最终在《圣经》的《新约・灭亡》篇目那页上，用铅笔淡淡地写了两个字：许平。然后把这本《圣经》压在桌子的脚下。一压就是二十来年。
压抑的愿望必然要萌发，追求美好人生是再正常不过了。4个女人把心思都寄托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希望女儿幸福，生怕噩运的阴影笼罩到女儿一辈的头上。于是对女儿的寻偶、婚姻，离婚和再婚，虎视眈眈；对女儿的家居、摆饰、饮食起居挑剔得没完没了。龚琳达的女儿薇弗莱・龚这么评价道：“多年来，只是以她的绒线为盾，编织针为剑，貌似张牙舞爪地，却在耐心等着自己的女儿，将她请进她的生活中。”母亲当然要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指导女儿的生活。但是母亲的中国生活与女儿的美国生活恰恰最无法吻合。《喜福会》由此写四个女儿的生活，有着如此强烈的喜剧色彩，以至于冲淡了四个母亲的惨痛记忆。在悲悼与诙谐中，小说的情节载着人物的悲欢离合，或沉重或轻快地游弋着。文字呈现出一种美国式的幽默，也间或表露出一种中国语言的原生态。比如说用“立时三刻”，“贼忒嘻嘻”这类吴语声腔的词汇。估计这是因为《喜福会》的译者，是著名女作家程乃珊。作家出任译者，在选词用句方面，颇见功力。
用中译本不到260页的篇幅，荷载着几个女性的前世今生。将20世纪的中国和美国的风土人情看似泛泛，又笔笔点睛地描摹。作者谭恩美是个生于美国，用英语写作的华裔女作家，某些中国历史景物不可能如中国作家一样熟悉，可《喜福会》却生动、细致地写出了母女亲情，中国式母爱与美国文化的矛盾，使爱变成无意中的伤害，等等。情感与文化的纠葛，那种缠绵，又有女性的自立、自强。四个女性的母女情和家世史，在小说结尾又一同归结在华裔血浓于水的寻根意识这个源头里去。
20世纪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人对时间与空间的迷惑。人的生存在时空的坐标里得到定位。《喜福会》的视角犹如将“迁徙”作利刃，一一剖析人物的生存空间。回忆、思乡，对家园的认定和寻根意识，被制成生物学意义上的切片，放大和透析，然后又被浸泡在浓浓的母女情感中，东方文化与西洋文化，如同两束不同方向的激光，对其齐齐投射，细细扫描……或许这么比喻《喜福会》的写作技巧，过于干涩。但读完小说，人们不得不敬佩这个用英语字母写中国母女情感的作家谭恩美，她使移民美国的那些中国女人，在旗袍、麻将、芝麻糊和赤豆汤的烘托下，一个个鲜活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