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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清冈卓行的安魂曲

2006-06-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德纯 我有话说

值此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节,惊悉日本作家清冈卓行于6月3日与世长辞,遥望扶桑浩茫天宇,前尘旧事齐涌心头。

在我国辽东半岛大连出生并度过多愁善感青春岁月的清冈卓行,如同二战中生活成长在我国的许多日本作家一样,怀着对哺育过自己的中国大地的心往神驰,通过历史沉痛的艰难跋涉,并越过浩瀚无垠的中国大地

,进入更广阔更深刻的领域,在读者的感知层面,扩展了历史纵深感。

清冈卓行获芥川奖的成名作《洋槐树下的大连》(1969),以怀旧和现实相交融的笔调,着意渲染作家诞生之地大连霞光丽日的璀璨,碧波涌荡的舒展和舟倾楫推的诚挚眷恋,绘声绘色地进行了语言传达。洋槐的吐蕊绽放和那里的山水风物令他终生魂绕梦萦,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起落。烘托和渲染飘零异国他乡天涯游子难以平复的胸中激浪,怀着对青少年时代美好时光的无限留恋,追寻多梦年华和浓烈的文化情结。初恋和新婚难以尽说、弥漫着浪漫怀旧的气息,唤醒了沉睡中心灵春天的记忆。这篇小说给人以心灵触动的是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和富于理论意义的精神支点。洋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怀旧的代名词。

辽东半岛不仅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的诞生之地。从他笔端汩汩而出的那团对黑土地和红高粱如火般燃烧的诗情,引起了我对青少年时代的无尽遐思。特别是他那篇写实主义小说《海的瞳孔》(1971),主人公原口统三,既是他大连一中的后辈,也是和我同时考入东京一高(现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同窗校友。日本研究康德哲学权威的当时一高校长安倍能成,在一次星期六下午的例行训话时,桀骜不驯的原口在众目睽暌下擅自退出会场。平时温厚慈祥的白发老校长疾步走下讲台,喊住这位优等生。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原口,竟以训话“乏味”回复老校长,引起轩然大波。当晚,校长愤而提出辞职,但未获准。

由于《海的瞳孔》中的描述与事实有出入,1982年我赴日讲学时,贸然给清冈卓行打电话,他满腔热情地约我到他家一谈。他说笔者入一高时,正是他蹲班的第四个年头。那时,他根本不去听课,也不参加各种活动,关于原口仅凭传闻写出。他根据我的更正,在《日本经济新闻》写了篇《远方来客》的随笔,从此我们开始交往。每次赴日,我几乎成了他家的常客,对他的作品逐渐有了较好的理解。我读他的诗,虽感晦涩难懂,但听到他对诗的见解后心贴很近,我那篇《论战后日本诗歌》经他精心斧正,深感受益匪浅。

清冈卓行是战后诗坛中极力推崇超现实主义的一位诗人,以破坏性的笔触或排比的纵横,来消解所描绘的清晰度与真实性。尤其强调自动叙述方法,即尽可能排除理性的控制,记录纯粹无意识下的意象,超越题材表层时空意义,走向整体象征,来寻求自己艺术的生命形式。用西方技法加以阐述表现,大胆筛滤自我文化而转换成国际语言,超越西方的物质观,力求实现最具穿透力的意象表达,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美学品格和风格形式。他的诗走入的是一个梦幻般奇特的世界,形象难辨,内容费解,体现了超现实主义崇尚直觉与感性,追求和执著的则是内心感觉,经过意识加工,带有他自己的主观色彩,因此不必苛求那么逼真,那么写实。清冈卓行曾经搞过新闻记录片的摄制,摄影师的功底也非常深厚,在《愉快的摄像机》一诗中,用摄影机一样感性的文字捕捉风雨人生和人世万象。人物心理准确,很多独特的机位和特写等镜头语言,加上铺陈、渲染、烘托、情感语言的直写,使读者与诗人一样,置身于不同社会现实中的陌生感和亲历感的同时,又关注空间上的模糊性所引发的联想与再创造。犹如他对画面感情注入的方式采取理想画面的营造那样,对意象空间的“内营”多于对眼前世界的撷取,描写了“由下意识世界不断涌现的欲望、幻梦而蜕变的超现实世界”物象在感情钳制下扭曲变形。由于不取决于逻辑,而取决于无意识的观念的过程,因此,令人费解。

他闭上双眼对准地图开了枪

藏身在弹孔斑驳的城市地道

清晨忘记在餐厅吃早点

盯着身旁那孤独忧伤的女郎

把猪排送进口腔

他把镜头对向半个世纪来第一次闹水灾的小镇

在屋顶好容易露出泡在水中的面庞

和那吠叫着的狗和尾巴

……

诗人从空中俯瞰全景,运用直觉、通感、变形等现代手段,描述符号化的存在在作者心灵里的感觉,将琐细似不相干的事态转化为幻觉性的意态,显得那么神秘。远近高低,在一瞬间都模糊起来,仿佛一切都是未知的,尽可能地隐藏叙事人的情态。清冈卓行善于通过意象组织感情结构,沉醉于物象在打乱正常光影秩序后,出现的奇异效果。一切都显而易见,一切又都是混沌不可辨,是与不是之间,多了一份想象空间,实际是诗人从直观出发而把握了感觉的特征。诗的意绪化特征,使题材失去了严格的界定意义,情绪和轮廓月蒙胧,语言构成零碎,却始终流动着难得的激情与浪漫。就战后诗歌创作的拓荒意义来看,今天派是战后现代派诗歌滥殇期的铺路石,促使了超现实主义在日本开始萌芽成长。

在同清冈卓行的交往中,寒窗生活蕴藏着用语言难以表达的缘分。特别是中日恢复邦交后,他写的有关中国题材的篇什中所出现的中日两国人士,都联结着永世难忘的友谊。在《艺术的握手》(1978)中,揭开一些尘封的记忆,仿佛把时光倒退到28年前,把埋在内心的飘零思绪升腾起来,盈注着的总有那么一股沉郁而撩人心扉的深深故国情。由于他熟悉旧中国,通过今昔多重对比,对中国的沧桑巨变,发出较强烈的情感上的反应,但真正激动人心而富于魅力的是,邓颖超在接见日本作家代表团时,每位日本作家怀着对周恩来的景仰和深情,当谈到周恩来的逝世禁不住嗓音哽咽,泪水盈眶,沉浸在对周恩来难以言表的哀思中。历史性的一瞬被永远地定格在稿纸上,并把同邓颖超的握手比喻为“艺术的握手”。这书名是最佳点睛之笔,其激情四射的感染力,从有限的接触中开掘出无限的意蕴,从主客问答不易捕捉的细节,犹如一股青洌的甘泉,洗涤着读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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