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于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内英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现任北京大
钱乘旦的研究重点围绕着英国史和比较现代化这两大领域进行。他是一个重新审视英国的和平变革历程，把改革模式作为社会发展道路之一加以动态的历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其著作《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合著）等体现了对现代化研究的学术贡献。目前他正在进行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模式研究”。
尽管书页以至封面都被岁月浸得发黄，但打开书，充满激情的文字，清新的思想，仍让人心潮起伏。
“历史的道路，只能由历史自己去开拓，一个民族复苏的理想，只能由一个民族自己去以巨大的牺牲和创造为代价来完成。发展中的东方民族的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他们精神传统中找不到赖以直接服务于此的积累；在外部世界提供给他们的范式中，找不到可以直接与他们的经验耦合的成分。他们无法摆脱自己民族赖以生息繁衍的大地，也无法拒绝通过现代化来重新获得幸福和尊严的选择，而只能忍受互不相容的文化在自己已经十分贫瘠的土地上无情的冲突。文化的融合和创造，只有在这种冲突中才能完成，这里，确实充满了悲剧的意味。但是，这悲剧是在毁灭和死亡中去寻求生存，因此它显示的是惊心动魄的生机，是人类为着进化的追求而不惜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不惜付出牺牲的代价！西方人可以为自己第一次创造出征服了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而骄傲。但是，20世纪新兴民族在现代化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挣脱自己千年传统的束缚，忍受着民族的屈辱，冒着毁灭的危险，昂扬着开拓和创造的朝气，以对光明的执著向往，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地向前奋斗，难道不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吗？这是创造！他们在按照西方的范式对自己的民族进行着现代化的改造。但，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民族改造，难道不包含着对人们顶礼膜拜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本身的改造吗？他们在使自己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但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预言，它的结局不仅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新生，而且，是为已经被西方人视为终点的现代化道路，开拓出对于全人类具有昭示意义的更广阔和美好天地。”
这些文字，来自20年前出版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在中国大地激起波涛汹涌的思想浪潮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论著，作者之一是钱乘旦。
从那时至今，现代化的洪流在中国大地上滚动,历史从每一个人的身边流过。历史学家钱乘旦曾经描述过的过程和前景，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真真切切感受。而他，钱乘旦，继续认认真真地做着一件事:擦亮历史这面镜子，用历史的事实，为中国改革的道路、模式提供佐证，提供历史参照。
在钱乘旦看来，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分。
“我喜欢看外面的世界，而世界历史是一个窗口。”
1980年，艰难跋涉终于走过十年动乱的中国英国史学界重整旗鼓，筹建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就在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一篇题为《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论文，让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戚国淦、辜燮高、程西筠这些中国英国史学界宿将们的视野，他们第一次听到了钱乘旦这个名字。
“那之前，我的导师蒋孟引先生让我写一篇读书报告。交了以后，蒋先生说，‘你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英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你来参加。’这篇读书报告作为论文交到会上。前辈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好，后来收进了三联书店出版的大会论文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那时，我读研二。”
一年后，钱乘旦的名字出现在中国世界史研究权威期刊《世界历史》上。“我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斗争》，有3万多字。导师鼓励我投给《世界历史》，我压缩后投给了这家刊物。我在文章中探讨了英国第一次议会改革，对这次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改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可能模式的观点。很快，《世界历史》将文章刊发了，而且刊在首篇。我惊呆了，世界史学界也感到很吃惊，因为这个刊物第一次刊登三十岁以下青年学生的论文。同期，还刊发了英国史学界的前辈程西筠研究员《对英国议会改革的再思考》一文。我们关注的问题相同，观点非常接近。这不是巧合。这表明，国家大环境在发生变化，中国英国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学界同仁对许多历史问题在做重新思考。上世纪70年代末，和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一样，世界史研究领域还有很多禁区，对议会制度的研究，学术界还有不少顾虑，禁锢很多。入学后，我按先生的要求读书，1979年，要准备毕业论文了，我告诉先生，我想做英国议会改革。先生稍微想了一下，说，可以。得到蒋先生的首肯，我心里踏实了许多。蒋先生鼓励我做的题目，很有新意，也有一定风险。其中的风险，我想，蒋先生这位抗战时期回国，经历过那么多政治运动的伦敦大学博士，当然知道。”“那之后，我陆续取得的研究成果中的思想在这篇硕士论文中已经开始萌芽。事实上，对英国议会改革的特色，任何接触并客观地看待英国这段历史的人，或迟或早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太多的因素，影响了人们，或左右了历史的研究工作。”
钱乘旦是幸运的。1978年，江苏省金湖县中学教师钱乘旦报考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报考的过程，极具戏剧性。冥冥之中，幸运之神向他走来。
那天，他找来几个学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最吸引他的是南京大学外文系的那一张。“尽管1973年，我进入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读了三年书，但收获不大，安排的课程太浅了，我在自己的阅读中几乎全部接触过。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不认为我读过大学，本想再去考一次，但不可以，已经上过大学没有资格再上了。我很失望。就在这时，机会来了。研究生制度开始试行。我说，那我就来试一试吧!当时，很多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都有些胆怯，我却像个初生牛犊，反正考不取也没什么损失，不过是多读几个月的书。我所在学校的领导也很支持:‘你只要不耽误上课，准备准备，就去报吧。’这，除了他们的开通，和我当时在学校是出了名的读书迷也有关系。”大学学外语的钱乘旦，认为考外语研究生是他的优势。谁想，像是投币占卜，手里拿着的南大外语系招生简章不经意间被钱乘旦反转过来，背面历史系的招生简章，顷刻之间打败了另一面的外语系。“世界史，梦里寻他千百度。考它，我在一刹那决定了。专业要求考外语，历史，这些，我全都会!报了名，才知道，有那么多人报这个专业，其中，有很多老大学生。我想，这下，没我什么事了。没想到，就是取了我。我考了个专业第二名。”“我喜欢看外面的世界，而世界历史是一个窗口。”钱乘旦如愿以偿。
兴趣，将钱乘旦领到了世界史研究的大门口。在这里，他遇到了恩师蒋孟引。“你跟我学英国史好不好？不难学。”大师的话，波澜不惊。
“面前的蒋先生，仿佛是高山，而我是平原。心中不由怀揣忐忑。先生的学问人品在英国史研究乃至史学界口碑极佳。他是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开创者，大师级的人物。而我，两只脚还在世界史的门外。我对他高山仰止，他在我面前没有一点架子。”那天，新生去见导师。“一进世界史专业办公室，我被震住了，从没见过那么多的书，我一辈子都看不完。我高兴极了。接着，蒋先生带我去了专业书特藏室。我再次大饱了眼福:一架挨一架，全是书。先生所指之处，一本又一本的世界名著，全是英国史方面的经典。‘你以后就是看这些书。’”从硕士到博士，前后七年。“蒋先生一步步拉着我，把我托上一个一个新台阶。我感受最深的两点：一是他在学问上一丝不苟，认真并且严厉，对我们要求很高，一点不马虎，批评的时候很严肃毫不留情；二是他真心实意希望学生好，希望学生超过他。每当看到我们有进步，他就喜形于色，话不多说，但充满鼓励。他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开辟新领域。”蒋先生的严厉，钱乘旦也是刻骨铭心。“也是研二时，当时第一篇论文刚发表出来，蒋先生让我再写一篇读书报告。交上去后，先生毫不留情面:‘这篇不好，拿回去重写！’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我听出了先生的弦外之音:不要骄傲。”
“当我面对着历史这面镜子的时候，我脑子里放的是中国。”
钱乘旦又一次站在讲台上，像以往一样，去认认真真做一件事:讲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与感悟。此次，他和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要共同完成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点题讲解:《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是2003年11月24日。
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中国13亿人民的改革实践竟这样息息相关，这种感觉如此真切。“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一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学习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我们讲的9个国家，在近代世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对世界发展的趋势起过重大的影响。尽管有些国家现在已经不强大了，但是他们在某些历史阶段上曾经是相当突出的。他们的经历，无论成功和失败，都有借鉴意义。在这次讲解中，我们强调了创新。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谁能够做到创新，谁就能走在历史潮流的前面。”是的，从进入英国史研究那一刻起，中国就没有脱离过钱乘旦的思想关照。
1968年，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一学生钱乘旦被上山下乡的洪流抛到了苏北农村。在那里，他一边劳动，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史，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联共布党史……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李加图，车尔尼雪夫斯基，……书籍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大门，读书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在阅读中，他开始思考，打开了中国这部大书。“苏北的冬天出奇的冷，雪会下到一两尺深，淮河冻得结结实实，河上可以走人。我们住在农民为我们盖的土坯房里，顶上只有一层茅草，四处漏风，室内零下十几度，寒冷难耐。知青们从城里来，而农民就这样过了多少代。对现代化的呼唤，犹如地壳下滚烫的岩浆，积蓄在一个民族的心底。以后，研究世界史，探寻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和道路，苏北农村始终是抹不去的记忆。不知道中国农村，不知道中国农民的人，是不懂得中国的。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代人一道很大的关，很多人没有越过这道关。但没有那段经历，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思考，包括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拥护。”
对现代化的渴望，使钱乘旦的英国史研究迅速接近现实价值。“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开始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因为工人阶级在改革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由此，又延伸到现代化的模式与道路问题―――我对英国近代以后的发展过程特别感兴趣，并且感到英国现代化的道路很特别。我把英国史学习和寻找英国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我以后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英国史研究和世界现代化比较研究。把这两个方向结合在一起是很特别的，至少在当时没有人做，但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觉得有兴趣。”心中的中国，正在钱乘旦的研究中进入角色。
“在现代化研究方面，我和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有很多交往，得到他很大的帮助与鼓励。罗先生的现代化研究意义很大，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研究正在成为一个领域，因此很多人受到很大鼓舞。1987年，我的第一部著作《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与陈意新合作）出版，在书中，我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探讨，提出‘三种模式’的观点。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有关现代化研究的系统探讨的著作，因此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现代化研究的著作，比如《世界现代化进程》（与杨豫、陈晓律合作）、《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与刘金源合作）、《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主编）等。我还把现代化研究与英国史、欧洲史研究结合起来，先后出版《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与陈晓律合作）等，并发表了相关论文。”
从1985年在博士论文“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中，首次诠释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世界上最早形成的工人阶级群体，在工业革命时期，呈现出的“激进主义”的工人运动主流性质，希望通过争取议会改革改变工人阶级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鲜明特点，率先重新审视英国和平变革历程，把改革模式作为社会发展道路之一加以动态的历史学研究，提出改革是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可能模式;到1986年在《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中将不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进行比较，提出政治转型的三种模式：以英国为典型的和平、渐进、改革的方式，以法国为典型的革命、暴力、跳跃的方式，以德国为典型的旧统治者主导现代化方向的方式;继而在1991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中对英国道路提出全新的评论视角，从其现代政治观念的由来、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英国发展道路的形成、理性思想的孕育、英国风度的造就等方面指出，现代英国民族最突出的几个特点都是在历史的渐进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在冲突中融合”的基本特点……钱乘旦每一项研究的过程，每一个研究结论的提出，在当时当刻，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与关注。从他研究的进展中，我们看到，他从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转型的经历出发，着手对“世界现代化”进行研究，提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的观点。他力图从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变化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力求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借鉴。他的研究视野在不断扩大，从英国，拓展到法国、德国，继而欧洲更多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但，这些研究，始终紧系着他的中国情结。“当我面对着历史这面镜子的时候，我脑子里放的是中国。”“我做的工作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改革的道路是可行的，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可能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比革命更难。现在大家都能接受这些观点了，我感到很高兴。”
走出蓝旗营钱乘旦先生的家，刚刚在采访中听到的一段话始终萦绕脑海:“如果13亿中国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有过什么成功、犯过什么错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会简单得多，容易得多，顺利得多。我们走过的弯路，犯的错误，历史上已有前车之鉴。”历史是会说话的。钱乘旦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让历史说的话变成有效的聆听，让更多的人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有更睿智的思考，历史学家钱乘旦在其中体验着工作的乐趣和价值，一个历史学的情怀至真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