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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精神与诗歌标准

2006-09-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亚冰 我有话说

《九十年代以后:当代汉语诗歌论丛》,曹成杰,李少君主编,南方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20.00元

我一直认为批评应该坚持一种精神:理性、客观、严肃。

这是辩明问题、平等对话的基础,否则批评就自然失去效力。在实际中,批评是对诗歌作出真伪的甄别、价值的评论,为读者和作者作出文本的阐释和理论总结。可是,一直以来它已经在中国缺席或者被排挤了,现在很多批评文字多是某团体内部成员的相互赞颂。汪丁丁在《精英与市场》里面说到:“精英们的败德行为遵循着‘免费搭车’原理,每一个人都试图把拯救社会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或‘市场’,因为没有人相信一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他所在的那一群体的腐败。”现在,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文学批评繁荣的底下却是批评精神的缺席。阅读《九十年代以后》,里面的文章很叫我惊讶,因为在里面我竟然发现了批评精神。

批评精神让行使批评权力的人在面对文本时,他们需要做的是一种理性批评,好坏都不做掩饰,行文理智而非情绪化,针对文本而不是针对人。一行对理想口语诗歌的可能性提出严肃的写作理念;周瓒对中国女性现代诗歌成绩的肯定和不足的分析;赵月斌在肯定江非诗歌的同时,也给了这样的评定――“没有深刻触摸到大地的神经,没掘到人类普遍内心的深处”……这样的理性批评在《九十年代以后》里面随处可见。

而《九十年代以后》里面还有一点令人兴奋的是对“诗歌标准”的问题重提。“自从‘盘峰诗会’之后,诗歌的分化现象似乎越来越分明,同时关于诗歌标准的问题逐渐被搁置,关于诗歌写作中涉及的重要诗学并没有得到理论的澄清。”李润霞这话可分出两个意思:批评的混乱和诗歌标准搁置。批评的混乱那是因为批评精神的缺席,批评权力的滥用;诗歌标准的搁置是在批评精神缺席的情况下发生的。没有了批评精神的契约,批评者任意改变诗歌标准,则批评将变成一种炒作的工具。

靠策略来引起社会关注的诗歌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查阅中国这些年诗歌相关资料:“民族性”、“中国性”、“草根性”等成为社会热门话题,90年代以后民刊和诗歌年选本的大量涌出,直至繁荣的网络诗歌中精华帖子和网刊的出现(民刊、年选、精华帖子这些现象都含有准诗歌标准的衡量――加“准”字是因为这些标准大多缺失批评精神的监督,唯个人喜欢或人情来标定),这也说明了大家还是需要诗歌标准。李少君点中了诗人和批评家们的穴道:“有人反对诗歌标准的说法,理由是会扼杀诗歌的多样化。其实这是没有想透彻的缘故。其实在诗歌的发展历史中,会不断有人提出标准的树立,但能否被广泛接受,成为共识,却并非提出者所能把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的不重要,恰恰相反,经过了广泛讨论,接受了时间考验的诗歌标准的确立,对诗歌的发展、传播是有好处的。”

很多诗人在抱怨着人们对诗歌的忽视,抱怨社会环境的恶劣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否反思过问题的根本呢?真正消费阅读那些诗歌选集的人们多是一些诗人和批评家而已,自吹自擂、自导自演的黄袍加身的闹剧里面,不过是诗人的自恋罢了。很反讽的是那些反对标准的人们和诗评家对诗歌作出的指手画脚――既然没有了标准,那么你们的反对和批评又是基于什么?当编选、加精、批评等动作发生时,也意味着你心底有了一个标准,不承认标准则否定了那些动作发生的权力合法性和意义。

其实,《九十年代以后》可作为《草根诗歌特辑》补充来阅读,它们之间有一条连贯的线索――诗歌和批评的编选中体现了李少君草根性和批评精神的坚持。“草根性”的诗歌标准里面,“草根”都在强调着“个人性尤其重要,是一个基础”,更是针对了在速度中浮躁生活的诗人们的雷同写作现象。

1990年代以后,我们“应该倡导对话与讨论,打破隔阂,寻找和探询某种共识和尺度”,而《九十年代以后》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坚持了批评精神和诗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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