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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已成舟,毋庸再议!”

2006-10-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我有话说

这是谁说的话呢?段祺瑞。谋刺宋教仁案发后,赵秉钧引咎辞职,袁世凯匆匆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时值袁与五国银团代表就2500万英镑借款周旋、临近签约。根据《临时约法》,即便走走形式,借款合同也要经过临时参议院批准。而袁借口参院批过此案,此次经过参院只须备案而已。议员们不高兴袁的答复,遂要求段出席质询会议

。段带了一批武人随从,一入会场便起到对议员的震慑作用。许多准备发言的议员噤若寒蝉,闭上了嘴巴。有几个议员出来打圆场,就程序问题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武夫段祺瑞暴跳如雷,说“木已成舟,毋庸再议!”中国现代议会政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以上缩写自《武夫当国》某章。段的“木已成舟,毋庸再议!”令人拍案叫绝,遂复制下来作了题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83章,140余万字,作者陶菊隐。三联书店分别于1959年(8卷)、1983年(3卷)出过两个版本,坊间殊不易得。此次海南出版社将是书编为5卷,取名《武夫当国》,即将上市。我近水楼台,趁十一长假先读了前20章,从袁随庆字军赴朝到袁去世,写了21年。有两点感受,与大家交流。

此书并不易读。本以为熟悉这段历史,尤其熟悉袁,计划三四天83章一口气拿下。不曾想断断续续读了一周,才翻过四分之一不足。其中一个关节,就是作者及其写作背景。陶菊隐先生14岁入了报行,正值民国元年,前20章的主体部分,皆作者亲闻亲睹,许多细节描写由不得一目十行,只好慢慢品味。而“史话”成书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史实叙述中,时常夹杂作者评论,想想那个年代,字里行间站满了警察,躲都躲不过,只要你不想丢掉细节,便要付出时间代价。《武夫当国》真的让人爱恨交加。据说当年书出版后,有两种评论意见,一是曹聚仁先生的,说作者是目光如炬的史家,一是史学行里的,认为评论失之偏颇。我以为,于后者,陶先生碍于时情,有无可奈何的一面;于前者,无法苟同。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产生目光如炬史家之可能,陶先生当不例外。

此书十分重要。还是要回到作者之背景上来。作者先后任过长沙《女权日报》、上海《时报》、《湖南民报》、《湖南日报》、《湖南新报》、上海《新闻报》、《武汉民报》、南京《华报》、上海《晓报》等各地报纸的编辑、撰稿人、主笔、特约评论员、特约记者、助编、主编等职,是几与张季鸾齐名的民国记者和报人。一个14岁的中学生,民国元年入报行,直至民国38年国民政府退台,期间始终“混迹”于各种事件的一线,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其笔下的历史因其经历而波澜壮阔、翻云覆雨、楚楚动人,可想而知。段总理的“木已成舟,毋庸再议!”,若非耳闻目睹,想必不会如此生动。缺少精确细节和“花边儿”的历史,只可能是木乃伊历史,难得被世人传诵。但仅细节和“花边儿”绝不可能构成信史,于此,曹聚仁先生的评价便要重新体会。陶先生用大量笔墨铺陈袁从当选临时大总统到一步步走向“帝制自为”之过程,如果少了史家之识,与街谈巷议有何区别?当赶走字里行间的警察,我们常常可读到这样的句子:袁世凯第一次破坏了……,开了……先例。当历史又行进了半个多世纪,我们读到有关袁与北洋军阀的最新研究,“领略”那么多陈词滥调,知道了陶先生的可贵。

因最近重温陈寅恪,不知怎么想起了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遂找来读了一遍。该作并非通常意义的专著,说是论文集更符合实情。加上所附方氏父子重要诗文辑轶、选抄,全书25万字,论证的核心问题其实只一个:方以智死于自沉,死于惶恐滩。我们先看看余先生是怎样完成他的论证的:“余考密之(以智)晚节先后十有余年,于死节一端且论之至再至三,必穷其原委而后已。”有一论“方以智晚节考”,再论“方以智晚节考新证”,三论“方以智死节新考”,又论“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为证。方以智死节一端,何其重要乃尔?翻阅全书,仍不深得要领,再读“增订版自序”,始获答案。还是看看余先生怎么说:“密之死于病抑死于自沉,在彼个人生命史上固属大事,在文化史上则关系尤为重大。以明遗民而言,密之自沉惶恐滩乃一具有典型意义之事件,故于当时士大夫文化中之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仰,以致家族伦理皆一一有所昭示。”又说:“欲知某一文化之特性,吾人不仅当知该文化中人如何生,而尤当知其如何死。”余先生坦陈“本书所考者,则古人之心也”。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辞。况且“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此中原因是:“物不得其平而又不能鸣,其声回荡曲折,于是隐语之系统出焉。”考古人之心难,考古人隐语系统中之心曲更难。“微辞”非空穴来风也。再看余先生如何解释:“惟有实证与诠释参伍以求,交互为用,庶几有以知古人之言,而见古人之心耳。”余先生此时恰当地引陈寅恪师为例,赞扬陈师《柳如是别传》为实证与诠释熔于一炉之典范。吾生也晚,所学极陋,但于余先生的“实证与诠释”方法,颇有赞成之意。我尤其赞成余先生“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的论调,并视为史学之根本和灵魂。有了余英时先生的种种启发,我略知其研究所为之何一二。对比陈寅恪师的种种文迹,恍然乎觉得余先生更像陈门弟子,而去其钱师宾四先生远矣。

言归正传。余英时先生隐考古人之心,形致一种文化中人之死生。段总理之“木已成舟,毋庸再议!”棒喝,七转八转,于史学一项究竟演绎成了某种传统,我姑妄猜测,此一传统下之人,若知其如何生了,是否意味着知其死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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