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准日益提高,国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日益充裕，休闲在当代中国人生活中所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休闲文化亦应运而生。人们将如何面对休闲，以使自己更明智、更舒适、更充实和更幸福地生活？或者说，人们应如何通过对自我人性的彻底感悟，确立崭新的价值观、
2006年10月第九届世界休闲大会在杭州召开
随着人民生活水准的日益提高，“休闲”已经成为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的一个概念。从随处可见的休闲场所，到男女老少的着装变化，从各种媒体的宣传广告，到大众休闲意识的普遍提高，等等，这一切不仅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型的大转变，而且反映了休闲在当代中国人生活中所占有的比重正在越来越大。当休闲成为人们广泛追求与普遍关注的对象时，休闲文化也就随之产生。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休闲文化的讨论来引导与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树立健康有益的休闲观念，是我国甚至是整个人类在新的世纪所要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是因为，人类的整个进化史已经使我们养成了为生存而斗争的本能和习惯，这种本能和习惯被定位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传统目标上。拥有财富和权利成为拥有成功的主要象征。可是，如果经济问题不再成为主要的奋斗目标，甚至有朝一日有希望得到解决，那么，人类自古以来的传统目标将会被逐渐地淡化甚至会消失，这时，人们将会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定位世世代代承袭下来的习惯和本能，以适应解除经济压力之后的自由的新问题。换言之，人们将必须解决如何休闲，以使自己更明智、更舒适、更充实和更幸福地生活的问题，或者说，人们必须通过对自我人性的彻底感悟，确立崭新的价值观、生存观和发展观。经济越发达，这些问题会变得越突出。因此，如果说，人类拥有生存的能力是对人类文明的首次考验，那么，利用休闲的能力则可能是对人类文明的更严峻和更深层的一种考验。
西方的休闲学家通常把这个以追求休闲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称之为休闲社会、后工业社会、后劳动社会甚至是普遍受教育的社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以休闲文化与休闲伦理超越劳动文化与劳动伦理的社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追求以人为本的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问题在于，这个理想化的社会能不能到来？我们现在离它究竟还有多远？它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应该如何更合理地处理劳动或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是以发展经济为目标？还是以培养生活情趣为方向？这个社会能够以经济发展的零增长来维持吗？休闲学家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仍未达成共识。休闲哲学家通常站在反思人性的立场上，把休闲社会理解为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律为前提的社会；休闲社会学家基于对劳动文化的考察，把休闲社会理解为是劳动与休闲高度融合的社会……当然，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连续性。休闲社会虽然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之一，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必然结果。因此，如何引导社会向着休闲社会发展，是我们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要面对的一个理论与现实难题。
研究这个重要问题的一条更现实的进路是，从跨学科的视角考察休闲文化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表现形式与主要特征，并通过这些形式与特征的比较，映射与揭示休闲社会的运行机制。因为每一个社会都会发明其独特的原理来组织时间与空间，否则，作为使经济与社会幸存下来的生产活动将会无法进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只是依赖于生产，总会留有多余的能量与没有利用的资源。休闲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这些剩余量的问题。对这些剩余量的处理方式的差异也就构成了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休闲文化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休闲文化的历史演进大致划为三个阶段：其一，前工业社会以祭祀文化或宗教文化为主的休闲文化；其二，工业社会或劳动社会以劳动文化和消费文化为主的休闲文化；其三，后工业社会或后劳动社会以人为本的多元文化为主的休闲文化。
前工业社会泛指工业文明兴起之前的社会，通常笼统地称之为传统社会。在这个社会，这些剩余量主要是通过超自然的和宗教的制度与实践进行调整或释放，或者说，是与神秘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群聚活动的高度仪式化特征被解释为是加固群体关系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具有重复性。举行这些宗教仪式的时间选择是由上帝的意愿预先确定的，没有个人选择的概念，或者说，个人遵守习俗与实践的压力是非常直接的。因此，在这个时期，休闲活动与文化具有的典型特征是行为的高度重复性与仪式化。而且，有些仪式一直延续至今，例如，与许多传统节日相关的各种大型活动。与过去相比，今天的这些活动仪式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神秘色彩，只是成为一种庆典与娱乐活动而已。在这个传统社会，休闲与劳动没有明显的分界，人们的生活通常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日常生活较有节律，没有人把捕鱼打猎看成是完全休闲的一种生活方式。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社会形态与文化形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休闲第一次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作为增加劳动生产率的结果，作为劳动研究的伴随物，作为增加个人自由和休闲产业兴起的诞生品，在文化发展中占有了明显的位置。专业化的休闲机构的出现与休闲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个人消费的膨胀成为经济膨胀的主要推动力量，大众消费更是成为商家开发的关注焦点。大众不仅需要购买生活用品与服务，而且需要购买需求。商家则不仅在努力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而且同时在引导与创造着新的需求。于是，工业社会的休闲具有了与劳动一样的特征：标准化、常规化，特别是，专业化的娱乐活动也具有了经济的价值。这样，随着休闲市场的不断丰富，个人选择机会的不断增多，人们反而生活得更加忙碌，或者说，工业社会在为人们摆脱了食品短缺的情况下，却带来了时间的短缺。时间的短缺反过来又影响了休闲体验与休闲态度。这样，我们面临着一个工业化的悖论：劳动生产率越高，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多，而自由时间越多，时间却显得越宝贵和越短缺。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劳动文化与休闲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并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变化。首先，传统的制造业从核心走向了边缘，城市的去工业化趋势使社区生活与休闲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第二，弹性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今天人们更希望得到具有灵活性和高度适应性的工作，或者说，休闲与劳动相结合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第三，随着劳动的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许多“虚拟”的工作场所正在不断增多；第四，通过新的通讯与娱乐技术所扩展的文化氛围，已经极大地增强了非劳动活动的吸引力；第五，以提供直接服务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和以提供信息咨询为核心的第四产业正在逐步居于社会的中心。所以，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使人们离开家庭和田野，加入了工厂的劳动，形成了标准化和机械化的生活方式。那么，现在，这个进程正在逐渐地颠倒过来。“工厂”和“家庭”之间的划分已经部分地消失。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一个向着后劳动或后工业发展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
休闲文化的这种历史演进过程向我们表明，人们对休闲的追求不能简单地约化为是对自由时间的追求，而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不是追求获得更多的业余爱好或娱乐活动，而是追求超越繁忙的日程安排所获得的一种雅致与宁静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的休闲学家凯普兰（MaxKaplan）曾指出，任何一种特殊的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休闲的基础；把无意识的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最小化；具有自由的心理感觉；通常具有玩的特征，其范围可从不合理的和无意义的活动到重要的活动之间。因此，休闲是与比人类社会生活的其它氛围更放松的层面相关的实践和空间。人们在这种时空中能够悠闲自得、顾虑最小、感觉最放松。而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共享性。对于一个人来说，文化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得来的。文化的共享性意味着，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可学习的，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得来的，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因此，休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也是可创造的。
休闲既是延续文化的基础，同时，也在产生并诠释着文化。在实践的意义上，休闲通常总是与“自由”、“选择”、“逃避”和“生活满足”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休闲行为的自由选择决不是无所限制的为所欲为，而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不自由为前提的。因此，需要通过加强休闲政策和休闲伦理的研究，发明新的社会管理制度与伦理约束，来引导与规范休闲行为，这些研究不是教育人们应该如何休闲，而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认识与思考休闲。当我们走向休闲社会时，休闲不再是关于自由时间的消费，而是为了达到社会表现的目的来运用时间，是表现状态的活动。我们在休闲中所完成的，恰好是我们在工作中所要做的，休闲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再是休闲时间的增减或劳动时间的增减问题，而是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更基本的问题，超越为了劳动而休闲与为了休闲而劳动，或者说，休闲是为劳动服务与休闲是文化的最高表达这两种极端情形，从而完成休闲与劳动之间的合―分―合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