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利耶夫拉迪尼娜
中国人
这部当年在新中国有广泛影响的影片，是苏联著名导演佩利耶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ырьев，1901-1968）在1949-1950年间拍摄的，按照俄文原名直译，应该是《库班的哥萨克》（库班指俄罗斯南部库班河流域，那里是哥萨克的故乡，也是俄罗斯重要农业区）。佩利耶夫是一位擅长以音乐喜剧片来反映新生苏维埃国家人民生活的导演，早在1938年就以《富裕的未婚妻》获得过当时苏联的最高奖励―――列宁勋章，后来又拍过《拖拉机手》（1939）、《养猪女与牧羊郎》（1941）、《西伯利亚交响曲》（1948）等多部音乐喜剧片。《幸福的生活》受到新中国观众的广泛欢迎绝非偶然，那既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因为影片本身故事“喜”，音乐好，“导”得好，“演”得也好。
佩利耶夫执导的几部音乐喜剧片，“女一号”几乎都由苏联著名人民演员拉迪尼娜（Ма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Ладыниа，1908-）扮演。十多年间，电影里的女主角由拖拉机手、养猪女等稚气少女变成了《幸福的生活》里集体农庄主席这样的成熟女性，但劳动妇女健康、纯朴、开朗、热情、朝气蓬勃的本色，却“一以贯之”地保留下来。正是从拉迪尼娜所扮演的这些角色身上，新中国观众发现，不依赖脂粉，女性也那么美丽。《幸福的生活》对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产生过积极而且十分深刻的影响。
佩利耶夫并不是只会拍音乐喜剧片的导演，他也拍过不少其他类型的影片，而且拍得相当好。反映纳粹占领区游击战争的《区委书记》（1941），与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合作拍摄的记录片《我们坚持和平》（1951），还有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搬上银幕的《白痴》（1958）、《白夜》（1960）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的绝笔之作），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作为音乐喜剧片，电影音乐自然非常重要，《幸福的生活》是由苏联著名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Исаак Осипович Дунаевский，1900-1955）作曲的。不应该忘记的是，影片中另外两首插曲《丰收之歌》和《从前是这样》，也是既受群众欢迎，又得到文艺界人士赞许的好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红莓花儿开》的抒情，加上《丰收之歌》的欢快，成就了电影“幸福的生活”。歌曲词作者是苏联著名诗人伊萨可夫斯基（Михаил Василиевич Исаковский，1900-1973），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卡秋莎》也既受苏联人民喜爱，也为中国人民所熟悉，伊萨可夫斯基并因此获得1943年的斯大林奖金。
《红莓花儿开》给杜那耶夫斯基带来了斯大林奖金二等奖，而此前他已经获得过一次该项奖金，而且是一等奖，那是因为给电影《大马戏团》（1936）写的插曲《祖国进行曲》。《祖国进行曲》的词作者是另外一位苏联著名诗人、以诗歌《神圣的战争》获得1941年斯大林奖金的列别捷夫-库马奇（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1898-1949）。杜那耶夫斯基另外两首广受群众欢迎的电影插曲，《快乐的人们进行曲》（1934,电影《快乐的人们》插曲）和《快乐的风》（1936,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插曲），也是由列别捷夫-库马奇作词的。
杜那耶夫斯基的作品节奏明快，好听易唱，有一种朝气蓬勃、充满理想、乐观向上的精神，体现了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祖国进行曲》很快就不再只作为电影插曲，而作为一首有自己翅膀的歌曲在苏维埃大地上飞翔，这决非偶然。这首歌曲还越过国界，飞到中国。半个世纪前，正是它，伴着许多中国学子踏上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旅程。在国内旅客列车上也常常听到它，“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园和森林，……”，“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唱起来，让人觉得那也正是对新中国的赞颂。
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我在伊尔库茨克的旅馆里仍然听见喇叭在唱《红莓花儿开》，但俄罗斯的火车上已经听不到《祖国进行曲》了――尽管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仍然让人觉得它“多么辽阔广大”，“有无数田园和森林”。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有它光明的一面，也有它阴暗的一面。现在在一些人眼里苏联却几乎一无是处，许多过去被肯定的东西，现在都以“与当时的苏联现实相去甚远”为由遭到否定。看来，我们真该好好读读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以及他有关苏联的其他文章和信件。这位法国作家当时就看出情况“出乎想象”的“复杂”，一方面，正像其他许多人也看到了的那样，“毫无疑问，革命在劳动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千千万万的人知道，革命――这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一切都归功于革命。”“在25至30岁的人们身上感觉到的那种欢乐尤其吸引人，他们已是在革命时期长大成人的。”另一方面，罗曼・罗兰又觉察到，缺失工农群众监督的新贵族，他所称的“无产阶级贵族”，正在产生，权力正在向腐败迅速下滑，而这是只有少数人察觉到并为之忧心忡忡的。――这少数人里，就包括邀请罗曼・罗兰到苏联访问的高尔基。
1992年我曾经到顿河下游去过一趟。从莫斯科开往罗斯托夫的火车上，挂着印有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男女主人公画像的亚麻布窗帘，提醒旅客自己正在前往哥萨克“大本营”的路上。从莫斯科到顿河下游最大城市的罗斯托夫大约1200公里，正好与北京、西安间的距离一样。从莫斯科到罗斯托夫火车正点运行大约需要25个小时，正好是四十多年前（1956年）我第一次从北京乘火车去西安所用的时间。1992年北京、西安间火车运行只需要17个小时，而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更减少到不足12个小时了。那天我们运气不好，火车晚点，走了差不多30个小时才到。写到这里，我便不由得想起在铁道部长任期内让我们的火车一再提速的傅志寰同志。当年他也是留苏学生，如果在提速了的列车上再让我们听到《祖国进行曲》那令人自豪的旋律，该有多好！
我去了新老两个切尔卡斯克。诺沃切尔卡斯克（Новочеркаск，新切尔卡斯克）有一所规模相当大，历史也很长的工学院，十月革命后以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命名，这位著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青铜像至今仍然站立在校园里。曾任我国地矿部长的朱训等一批中国留学生就在这所大学学习过，不过他们没能在这里完成学业，因为农业歉收，供应困难，中途被转往乌克兰的另一所大学去了。我们的同行，诺沃切尔卡斯克工学院的教授仍然在郊外种有“自留地”，餐桌上便有他们自己生产的土豆。但其“个头”很小，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大容易见到。显然，40多年过去了，俄罗斯的火车跑得还和以前一样慢，而土豆的“个头”也没长大，这显然与品种退化有关。
尽管从当年中国留学生的经历到1992年我们自己的体会，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电影《幸福的生活》的不真实，但我还是喜欢《红莓花儿开》这首歌曲。对于曾经流行过，受到人们喜爱的歌曲，我主张宽容一点，不必过多考虑歌曲以外的因素，例如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关的人和事。歌词如果有不当的地方，尽可做些修改，俄罗斯国歌沿用苏联国歌的旋律，但是另写了歌词，这个办法就可借鉴。我想，还是让人们继续听、也继续唱他们曾经喜欢过的歌曲吧，不必为了历史的波折，强求他们再把这些歌曲也作为牺牲品献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