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李泽厚少年成名时，就有对他的批评和与他的商榷，到80年代各种批评和商榷就更为广泛，篇幅更长，角度也更多。但是，这些批评和商榷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学术讨论或思想批判，而一般不是把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来处理。这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打个比喻说，前者还是将对方看作能及时做出反应的“大活
就笔者视野所及，这样处理李泽厚先生的文献相当不少，而我相当感兴趣且认为值得讨论的最近有两种。一是易中天先生的《盘点李泽厚》一文，一是何晓明先生的《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一书中对李泽厚的考察。前者以清晰流畅的文笔准确传神地描写出李泽厚的今昔“面貌”，后者则将李泽厚放到中国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脉络中予以把握。这里主要议一议何晓明先生的这本书。
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当写到20世纪最后10年时作者考察了李泽厚的思想。很清楚，这里作者并不是和李泽厚商榷什么问题，而是把他作为思想史中的被研究对象来考察。对于这个思想史中最为晚近的人物，作者考察了他的“儒学四期说”、“转化性创造”说、“西体中用”说和“告别革命”论，并将他归结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第316页）。应该说，对于李泽厚的这种把握是有其独到思路和特色的，虽然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在此，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当李泽厚成为思想史中的研究对象时意味着什么？
在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维度上，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启和展开它自己的历程。可以说，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的既激情昂扬又单薄朴实和90年代的沉潜积累、冷静务实之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广泛吸取、积极参与、努力创造、稳健推进。在思想水准上，这个时代无疑较大程度地超越了以前的两个10年。作为80年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李泽厚的思想深刻地打着80年代的特征。而他的知识积累也是由五六十年代形成并于80年代展示出来的，应该说在客观尺度上测量，较之新世纪的最高水准是有差距的。据有的师长相告，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有青年学者跃跃欲试地以“超越李泽厚”自期自励。而今天，这一梦想实现了，虽然其主体未必是当年的自期者。这样，无论在思想特征上还是在思想水准上李泽厚都只能“明日黄花”了。也可以说，李泽厚已经被思想史的步伐迈过，他不成为学术研究对象还能成为什么？
在个人命运的角度上，这意味着李泽厚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结，他本人也只好被滚滚向前的社会大潮推向边缘了。对此，李先生早在几年以前就有感觉了，他数次慨叹当今年轻人根本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在那本引起何新先生讥评的《浮生论学》中李先生表现出的落寞感也是明证。易中天《盘点李泽厚》中所说的年轻大学生将“李泽厚”误看作“李泽楷”的笑谈也更能说明这一点。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人生的必然，李先生用不着伤心和失落，他应该做的倒应是平淡坦然地观看思想舞台上的新一轮演出，而他的理性精神、辩证方法、审美感悟、历史意识将会作为思想史的财富为新一代思想者所吸取。
请允许我回到对《返本与开新》的评价上。首先我有一点不太同意书中的一个关键性意见，那就是对于李泽厚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定位。在我看来，李泽厚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中当然包含着某些文化保守主义的因素，从他自称为“新儒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但这些因素尚未在其思想中成为主导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仍然是他思想中的主导精神和根基。而这可以从他对于“创造性的转化”和“转化性的创造”的区分以及对于“吃饭哲学”和“西体中用”的坚持看出来。因此，如果以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来定义是否保守的话，我宁愿将李泽厚看作中派人物。在八九十年代远较李先生保守者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的学术功力和影响力无法与李先生比拟罢了。
最后，我们应该肯定的是，作者以清晰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梳理了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多个层面、诸多人物和大量思想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有分量的思想史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多视角解读的学术文本。
《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何晓明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第一版，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