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年前的某个下午，晴天，我坐在报业大楼休息室的单人沙发里，等待人生中第一份工作的面试。手中拿着本2004年1月号的《读书》，开篇便是13页的长文介绍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彼时，我还无缘亲见9个小时的《铁西区》，只能在文本中狠狠地完成对工
时至今日，我依旧能记得那个下午的愉悦――脑海中构建完铁西区，又马不停蹄与翟永明探讨了奥基弗拒被称为“女艺术家”时的焦虑，听王晓珏讲沈从文在北京完成的数次人生转折。影像―艺术―文学，愉快的阅读旅程之后，带来的自然是成功的面试。
面试结束2年之后，当时离我很近的另一位等待面试者（那天以后成为了我的同事）谈到当天下午，说对我印象极深刻，认定我将是面试的有力竞争对手，原因全在她注意到我手中的《读书》。在那个空间下，《读书》成了判断人物的标签，而做出这样判断的人本身是不看《读书》的。
这便是符号化的神秘化的《读书》，隐约代表着知识分子、小众化、晦涩的语言和高深的名词。
二
从提出1979年创刊时提出“读书无禁区”，《读书》一直是中国人文杂志的旗帜。旗帜之下，诸如《读书》不那么好读了、没有批评锋芒了、不着边际、党同伐异、远离社会现实之类的批评不绝于耳。上大学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把《读书》当作本充满莫名其妙概念的不知道该给谁看的读物。但这两年，我才猛然发现，《读书》已经成为我平时翻阅最多甚至是唯一每期必阅的杂志。《中国国家地理》订了但并不每期看，一本原来喜欢的人物周刊由于越来越商业保守和小众视野也很少看了，新闻类和财经类的周刊只偶尔挑些感兴趣的话题阅读。唯有《读书》，每期都要从封面一页页翻到封底广告，几乎浏览每篇文章。那是因为――
如果把《读书》当本提供视野和咨询的普通杂志，无疑很好看，时时还能有启蒙的惊喜；如果把《读书》当启蒙读物来看，感受到的只有怒其不争；如果把《读书》当鸡汤读物看，那不如去看一字之差的《读者》。
三
在家中找到一本1994年12月号的《读书》，10多年前，我在这上面读到葛兆光的《唐诗之后是宋词》后激动地写读后感，并从此喜欢流行歌曲――那是一篇大量引用流行歌曲歌词的让一个初中生共鸣的文章。
对比着手头带着油墨香的2006年12月号的，会发现12年间一些饶有趣味的变化与不变。比如两本杂志的装帧内饰一样素雅，然而最后的全年索引已由书名索引悄然变成了文章名索引；再比如杂志变厚了，文章篇数却变少了。
但是，《读书》今年最明显的变化，同时也是读者们议论最多的乃是“小丁”的消失。从3月号起，封二的“诗画话”和内页的丁聪漫画专栏没有任何征兆地消失了。小丁不在封二画画，陌生感让我一时间不敢确认手中拿的是《读书》。直到6月号，黄永厚接替小丁，与陈四益在封二开启“说画”，读书方才隐约恢复老门面。
四
当我们发现《读书》经年累月发力关注三农问题/教育改革/全球化/亚洲问题/影像艺术/人本/知识分子命运等选题，我们可以感觉到她在很努力地贴近新闻热点。比如2006年的杂志里有朝韩问题的韩方解读、有对《故宫》等人文记录片讨论、甚至连续两期以开篇文章关注台湾政治。只是，关注的方式与姿态的高低似乎有待商榷。
翻阅十多年前《读书》，文艺小品、个人叙事与历史散文大量地存在，这些当然能比全球化的探讨团结更广泛的读者。但谁能说清这是《读书》在筛选读者，在自我拔高还是在前瞻时代？
赫胥黎警告文化将以滑稽戏的形式枯萎，而《读书》对于读者的意义可能在于――在一片真真假假的娱乐精神中，她满足了一个知识分子抑或知道分子清谈国是清议文化的梦，尽管一些旁人觉得这种清谈本身就很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