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华读书报》问我三个问题：今年读什么书？怎样看待学术化与大众化的关系？课堂教学与电视讲坛是怎样的关系？下面我就这些问题依次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我是一个专业读书人，但很少完整地
读书人从所读的书按时空分类，一种是时间类的书，如历史书；另一种是空间类的书，如地理书。很多人关注历史类的书，特别是近年来兴起一个读历史类图书的热潮。这值得关注，也值得赞扬。拙著《正说清朝十二帝》，已经销售40多万册，《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也已经发行20万册，其下册最近就要同读者见面。
地理类的图书，好像很少像历史书那样热销，但我觉得，地理书很有看头。二十四史中，《汉书》开始列《地理志》。地理书有区域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历史地理等。清人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著作。作者虽“为人奇贫”，但“不求名于时”（魏禧语），经二十年，十易草稿，精益求精，方才成书。受此启发，我经常看地理书，也经常看地图。2006年常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上个世纪40年代，在书店、书肆看到的地图，书的封面总印上“最新”二字。后来慢慢懂得一个道理：地图越新越好，文物越旧越好。所以，选地图书要选最新出版的（研究地理学史的除外）。我有个习惯，地图集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边走边翻，边看边查。每走到一个省、市、县、乡、村，都要打开地图查阅。路上所经过的山川、地形、交通、里程、地名、景观、文物、胜迹等都要同地图的载述相印证。我建议，大家不妨预备一本地图集或地图册，随身携带，随时翻阅，持之以恒，必获大益。
在2006年，文化界、学术界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学术化与大众化的关系。怎样看待这种关系呢？这里举历史学为例谈谈我的看法。历史学的发展经过为神服务、为君服务、为民服务三个时期。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史学的“神本主义”、“君本主义”都应当成为过去时，史学应当为民服务，迈步走向民众广场。21世纪的史学为民众服务，仍有多种功能――如学术、文化、资治、教化、传承，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研究功能与大众传承功能。前者，主要是学术研究；后者，主要是大众传播。
关于学术与大众的关系，王光先生概括为三种形态：向大众讲学术，向大众讲大众，向学术讲学术。这里我想起雍正帝说的一句话：“为君难。”他的儿子乾隆帝则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套用这句话，我认为：“学术难，通俗不易。”其原因之一是，必须是自己具有渊博的学术涵养。给受众一杯水，自己需要准备一桶水。自己明白十分，能使受众接纳五分就算不错。向学术讲学术难，向大众讲学术更难。因为：第一，必须把学术搞清楚，不能以己昏昏而使人昭昭。第二，观点、史料引文向学仁讲述，直接引述即可；而对其翻译、解读、诠释能使大众听懂，当然比直接引用更困难；第三，由学术到学术是一种文化升华，由学术到大众也是一种文化升华。所以，《礼记・学记》曰：“教然后知困。”又曰：“教学相长也。”在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特别是我在中央电视台主讲《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六十年》两个栏目，讲了之后才知道其难；教了之后才彼此长进。
所谓“学术―大众―学术”，就是说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最后达到学术之效果。历史知识的普及，过去主要是纸质媒介，要求文字简明、准确、通俗、生动等；现在电视媒体对主讲者除上述文字要求外，还应当具有声音、形象、画面等多项内涵。因此，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电视媒体比纸质媒体要求更高。制片人万卫先生概括《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要具有学术涵养、电视能力和人格魅力三大因素。这是《百家讲坛》6年来，上千位学者主讲经验与教训的一个总结。
史学的学术化当前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史学要不要民众化？史学的学术化与民众化是怎样的关系？所谓“时尚史学”、“通俗史学”、“摇滚史学”、“娱乐史学”等都是值得商榷的论点。史学是一种科学，摇滚是一种艺术，史学何以摇滚？
史学从来都被时尚，孔子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不就是一种时尚吗！历史本来是通俗的，《论语》是孔子讲课学生的笔记，加以整理而成。《论语》在当时是很通俗的。一些时尚的名词，后来成了典故。于是出现“注”、“疏”、“论”、“解”、“考”、“传”、“案”、“释”等学术表述形式。同样，现代“四人帮”、“三面红旗”、“坐喷气式”等名词，若干年之后都要考据、要诠释，否则人们看了不懂，这不就成为一种学问了吗！所以，不要把学术与通俗两者绝对化、对立化。那种轻蔑史学大众化的学术贵族态度是不可取的。
史学学术化与史学大众化，其思维与表述的路径不同：史学的学术化主要是提出问题、?集史料、审慎考据、分析论证、科学表述、做出新论，是一个求真求是的逻辑过程。而史学的大众化主要考虑对象的十个不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籍。学术普及应尽量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准确表述，满足广大受众的愿望与要求。
学者应当在书斋里您为什么要出现在荧屏上？我认为：“学者”的形态是多元的――有学术型学者，如长期在书斋里从事学术的开拓与研究；有教育型学者，如孔子说的“述而不作”，长期以教书为主，而不以研究与著述为主；有编辑型学者，一些从事书、报、刊、影视、网络等媒体的编审、编导等高级职务者；还有活动型学者等等。其实，我从学历史至今50年，从研究清史至今44年。在这漫长的寒窗孤寂生活中，2004年和2006年，我出来两年晒晒太阳，难道不可以吗？况且，我也在国内外多所大学讲学，在大学兼课。我在北京大学开《清朝开国史》课，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听课的学生限定50人。我在“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据统计每一讲观众多达千万人，也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二者相同之处都是在“课堂”或“讲坛”讲课；不同之处仅是“课堂”或“讲坛”的空间大小而已。电视是当代最为强势的媒体，学者应当与时俱进，加以利用，传承历史，以尽天职。试想，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时代，去埋怨人们为什么不用甲骨、竹简做文字载体而用线装书呢！这岂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见解吗？
学术的研究与普及是否有矛盾呢？应当说既有矛盾、也有统一。史学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学术力求通俗，通俗中有学术。以明清萨尔浒大战为例，其胜其败，就是一个“分合观”的问题。战争指挥者其智慧的精华在于：尽最大的努力，将敌人的力量分，而将自己的力量合――以合对分者胜，以分对合者败。因此，要感悟“分合观”的智慧：在军事上，将敌人的力量分，而将自己的力量合，以合胜分；在政治上，将对立的力量分解、分化，壮大自己，以多胜少，以强胜弱；在工作上，将复杂的问题分解开，集中力量，分别解决；在学习上，将难点分开，逐个化解，分步解决。这样，在普及中有提高，在提高中又普及。史学的学术化与大众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以上看法，挂一漏万，管窥蠡测，还请读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