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读书，主要还在“二周”之间。
年初为修订旧文《竹内好的鲁迅论》，重读了竹内好的《鲁迅》。这回是李冬木君完整的新译本，较诸当初读李心峰君的翻译，自然觉得分量更重。
当然也读了
另一本与鲁迅有关的书，是早为学界所重的王宏志《重释信达雅》。王君研究20世纪中国翻译观，以鲁迅、周作人为据点，并不十分佩服翻译界的许多定论，识见超卓。今年5月他的《鲁迅与“左联”》出了大陆版，赶紧购得一本。又托友人从香港买到他的另外两本专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论述》。这四本书多采用习见而易得之材料，甄别分疏极用心，洵为史家正途。
从《历史的偶然》得知徐?到香港后写过《中国现代文学过眼录》，辗转借阅，颇感意外。徐是现代文学亲历者，又是40年代著名小说家，以此等身份写文学史，应充满感性和文坛独得之秘，但事实上该书全无这方面内容，只从理论上检讨几次重大论争，名为“文学过眼录”，实为文学批评史。但该书最无趣处也是最有趣处。四十年代走红的自由主义作家徐?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竟然念念不忘左翼理论，充分说明左翼理论对当时文坛左、右两翼影响之深。这种影响对徐?是铭心刻骨的，以至于他了解左翼理论和左翼文坛内幕（如“左联”成立与解散的原委、鲁迅与毛的因缘以及由此造成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左翼作家的分野）甚至超过许多吃左翼文学饭的教授学者。今天要了解左翼文学史，这位右翼作家的观点不可不看。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当年的左翼理论对这位自由主义作家的持久刺激。再看时下新左朋友的文论，与左联创作宣言如出一辙，也就不足为怪了。
新版《鲁迅全集》是近年出版界的盛事，但朱正先生多次直言指瑕，始终不见主事者的应对，不免令人狐疑，所以暂取稍安毋躁政策，不去赶热闹。刘运峰先生所辑单行本《鲁迅全集补遗》是可以毫不犹豫买回来的。
今年读鲁，重点是《故事新编》。《理水》一篇，尤多会心。如今文化和文学似乎确实已经委以重任了，就像舜爷时代，民居竹排，“鸟头先生”之流还可以安居“文化山”上，从容进行“禹是一条虫”之类严肃的学术工程，且竟相以经费巨大来夸耀盛世学术的气魄。是鲁迅预见性特别强，还是历史仍然在某些地方顽固地打转？“油滑”的《故事新编》不知是否藏有答案。
研究鲁迅，自然要读周作人。但我天生鲁钝，至今吃不消“知堂体”（模仿知堂的张中行先生也在吃不消之列）。知堂学识渊博，趣味纯正，思想邃密，都不用说了，但若说他会写文章，写得比鲁迅还好，则无论如何不敢苟同。
“知堂体”的好处，莫过于胡适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直统统的写法，“白话皇帝”胡适运用起来固然顺手――他的思想本来就直统统――却并不适合知堂。他老先生肚肠要曲折得多。肚肠曲折，硬要说话直接，势必重叠，唠叨，而且费力。千字短文犹可，一旦长起来，就往往首尾不能照顾，甚至绕来绕去，不知所云了。
另外“絮语”也容易带来废话。现代散文谁的废话最多？我看当首推水兵出身而专治“杂学”的知堂翁。他的废话了无深意，亦缺少变化。变化多端固然还是废话，却比较能够让人吃得消。连废话也千篇一律，可就惨了。
比如写一篇序文，总要先摆足架子，说某某新著一书，因师生或别的什么关系请序，“不佞”因同样理由难以推辞，只好从命。时间飞快，到了交卷时仍旧一个大字未写。仔细一想也确实没有什么要讲，无奈已经答应，不能坏了人家好事，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但须预告一下，免得读者和求序者期望过高。这是知堂序文典型的废话式开头，窃以为完全可以整个删去的。跟着笔锋一转，说关于某个问题，若干年前就讲过了，如今并无新见，故不妨照抄一段旧文。旧文抄毕，笔锋又一转，说其实也不必看“不佞”并不高明的旧文，同样的意思，某某外国或古代作者早就讲过了，比“不佞”讲得更好。于是又来一段外文的译介或古文的抄袭。最后终于回到开头摆好的架子：你看看，叫你不要逼我写序，偏偏不听，如今序文写成这样子，责任可就不在“不佞”了！
这样唐突知堂，怕也冒犯了众知堂谜们，然而没办法，实在喜欢鲁迅的精壮省净，难以接受如此“絮语”。文章毕竟与讲话不同，况且知堂崇尚的机智俏皮的英国随笔也并不完全是絮语式的，更多还是发挥了文字所固有的技巧。
抛开文章样式而论思想，则对于知堂，实不可因文费思，也不必因人废言。“五四”时期披荆斩棘，奠定新文学理论，固然早为史家肯定。就是三十年代中期以至附逆后通常所谓消极反动期，也有独到之见和甚深的忧患。
比如两次论述明代文学。30年代初推崇公安派的“性灵”，30年代中期以后却大讲东林党的末流。前者以性灵反“载道”，容易理解。后者就不太容易理解，因为所揭发的，乃是中国思想最缺乏自觉的一条惯例，即清流到了后来必然成为招牌，而为无数不肖者所趁，变得恶浊不堪。极端的例子，就是鲁迅也曾举过的“时敏”的闹剧。此君官至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而归降李闯时的见面礼，竟是遮道大呼“吾东林时敏也”，冀得大用。对文坛政界的“豪语”与“慷慨党”，鲁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知堂无此泼辣，明明有所讥刺，也不敢直唾其面。亦惟如此，他的儒弱的隐忧更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预见力。三、四十年代，对即将到来的破坏最具预见力的有两人，一是知堂，另一个就是张爱玲。
躲在好看的招牌底下遂其私欲，恰恰好看的招牌又确实可以跨越时代而恒久吃香，所以巧滑之辈，历代皆有。比如现代的左翼何尝不是一块好招牌，但这以后，无论新左或老左就总能得到或自以为可以得到更多的便宜。喜欢利用好招牌的人必然不能容忍打破招牌，必欲一统而后快。知堂揭发明季东林末流丑态，又说读史者容易变成太乙真人，在许多今人身上看见过去的鬼影，实在沉痛愤激而近于绝望。
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35卷早就购得，却一直没有勇气通读，前一阵子抽空在每本书脊上标明创作年代，即使没有勇气顺流而下地通读，也可以按照著作年代，随时取读其中的某卷。
胡适在“五四”时期推重周氏兄弟，陈独秀直到晚年还高度肯定鲁迅思想独立与文采斐然，郁达夫对他们则始终表示景仰，这都是现代文坛的佳话。倘若不为浮华所蔽，稍稍看到社会思想背后的历史潜流，则读现代文学和思想史者，无论新书、新说、奇人、异事如何热闹，不忘出入于“二周”之间，记住他们投向历史与人心深处的目光，仍是相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