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说：“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用这句话头或类似话头作标题的文章，在读书类报刊上经常可以见到。一句至理名言，学舌的人多了，意思会因人而异，甚至流为陈词滥调。即如我自己，就是拿这话儿作我懒惰成性、看书老是躺在床上的借口的。
因为受刘心武先生去年电视演讲的影响，今年颇读了一些红学方面的
近日见韩毓海先生的文章（载11月27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说这都是胡适惹的祸，是他的“自叙传论”成了红学上的霸权话语和统治“范式”造成的；说大前提错了，考证技术再精，也只能是“失事求似”。说得过于轻巧。且不论，拿库恩为解释科学史提出的“范式说”当作公式来套红学，是否有点生硬？韩先生套公式，首先公式就写错了。库恩明言，“范式”无所谓对错，不同的“范式”互相“不可比”；“范式”是被自身内不可解问题的积累撑破的，而绝不是被什么高屋建瓴式的“批判”批倒的。胡适的“自叙传论”即使可说为“范式”，其形成“危机”，显示“范式”转换的必要性，也须经过了在“范式”下长期和众多“解难题”的研究始可言。韩文的套公式，是在“失义求似”，结果则完全“不似”。
今年还读了些“古典政治哲学”方面的中译本，特别是列奥・施特劳斯的书，《自然权利与历史》、《论僭政》二书读得比较仔细。开始也是取的卧游姿势，很快就不自禁地坐起来，从床上移到书桌边，还拿起笔，在句下划线，在页边写字，在簿子上写备忘。心里十分感谢刘小枫、甘阳诸先生，他们主持和推动了这方面书的有规模的引介，使像我这样闻见极为有限的人也能够领略到一个崭新的思想世界。也十分感谢认识未久而交浅言深的年轻朋友谢华育先生，他外文好，读施特劳斯已颇有年，施氏著作的英文原版，他几乎备齐了；每次见面，华育兄都会眉飞色舞地谈论施特劳斯，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和热情。
说施特劳斯的学术是“一个崭新的思想世界”，其实是旧，旧到骨子，旧到根子，旧到源头；只因我们日日夜夜在新概念、新理论的汪洋大海里头出头没，便发生了新东西视为旧、旧东西反觉新的错觉。施特劳斯是今人，但他要代表古人来与今人争论，来批判“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人多矣，最著者如福柯，次之者如华勒斯坦，但他们是“以新批新”。施特劳斯则“发现了古人思想的入口”（施氏学生阿兰・布卢姆语），操戈入室，握其道枢，真正站稳了古人的立场。这个“道枢”，便是古代的“自然正义论”。
施氏书的几本中译，《自然权利与历史》我认为是译得最好的；放在如今不计其数的西书新译里，也是佼佼者。但书名中NaturalRight一词，鄙意应依甘阳序文，译为“自然正义”，曰“自然权利”则不妥，华育兄也是这个看法。施特劳斯千言万语，正是要说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自然正义论”，怎样经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演成了现代性的“自然权利论”。若用宋儒的语词说，“自然正义”即“天理”，“自然权利”即“人欲”；西文同一个词（right）的义转，在施特劳斯对古人思想的重述中，判然划了时代的鸿沟。惯听这样的说法：中国人的政治讲德性，西方人的政治讲权利；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要义正是“德性高于权利”，正是要“使政治服从于道德德性，更服从于理论德性”（甘阳语）。中西之别原来是古今之别。
“自然正义论”是有确定本义的古典政治哲学，不能作“历史主义”的消解，也不能仅视之为一种“价值”；施氏通过批评历史主义和韦伯价值学说彰显出来的这层基本意思，若依以看中国人惯讲的“天经地义”，则探求经义的经学（不是仅仅作“学术梳理”的经学史）应该重新可得而讲。于是想到熊十力先生的《原儒》，便取来重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2006年新版）。“原外王”篇里，熊先生对《礼运》所谓“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二者的精辟辨析，就颇有与施特劳斯“心同理同”之处。
古人思想的本义能否确知？在古人思想与今人解读之间隔着的一长段所谓“解释学经验”，是否一定使今人不能准确理解古人的思想？施特劳斯的全部论著就是要破这个障。施氏行文很少直接引用古人语，他每述一古人意思，即在页注中备列与这意思有关的各种古人原典，仍是不引原文，只注出处；看来字数很少，实是“信息量”高度集中。这又使我想起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也是每立一义，必博引群书，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施、钱之间，似又有区别。钱先生是“持之有故必其周”，施先生则“言之成理必其彻”；故众多所引之彼此关联，在钱尚不免有取“形似”，在施则总能翕然“神交”。我每想，若有有心人，循施注出处，将古典中的原文一一查出，悬于相关义下，汇编成册，岂不是一部古典政治哲学的《管锥编》，岂不是嘉惠士林的无量功德。
施特劳斯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读他的书，可以学一点理解和进入哲学生活的“思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