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月前，在贵州省图书馆我初识水书。这是一个什
在这个有着庞杂形态的文字系统面前，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冲动。在纳西东巴文成为国际热门学科若干年之后，中华文明宝库中又一颗明珠将要放射出异彩么？这太值得整理与宣传了。
我还没来得及深入到水书的世界,去探究水书先生们代代传承,那些指导村村寨寨的水民们尘世与精神生活的预言与神示,那些充满奇异力量的科仪与法术。更未遑洞穿各种祝词、咒语和占辞,去体会先民采摘时代的无奈与自在,辗转迁徙的惊喜与艰辛。那些丰富的文字形态所散发出的信息已经牵出我无边的遐想:为什么这个民族会有如此庞杂的文字系统?它暗含着开放多元的民族形成之路吗?这个系统中类似甲骨文和史前陶文刻划的符号与中原主体古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华夏主体文化中何时分支了这个有着活化石般神奇文字的民族?我仿佛看到,由这些古拙的图画与符号所构成的看似荒诞的神与鬼的记录,在冥冥中指引着人们去探究一个个令人着迷的问题。而在这些疑问的背后,依稀闪烁着人类记忆已不能企及的遥远古文明之光。我敢断言,当这个有着丰富形态的文字系统呈现于世人面前时,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哲学、天文地理乃至美学等领域的学者会趋之若鹜,在这里挖掘各自所需的宝藏。
当我们为发现又一个民族文化宝藏而惊喜的时候,水书正在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贵州省政府已经将其作为申报世界记忆文化遗产的项目上报国务院，并给予财政支持对水书进行收集保护。民间也开始觉悟：这一经数代祖先之手传承下来,现世仍在使用的旧物,原来具有超乎想象的价值。外来客人更是以一睹水书真容为快,能够拥有其原件更是快中之快。这种现象无疑是封闭的水族文化走向全国乃至迈出国门的利好消息。但我们同时也为事情的另一方面感到忧虑。历史为证，当一种文物刚被发现其价值的时候，同时也是最易流失和遭受破坏的时候。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即遭遇了如此命运。幸而有方家志士奋起呼吁并倾囊收集，后集结出版，今天的我们才得以看到如此数量刚脱离药用龙骨时代的甲骨文，但流失的和被破坏的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据悉,水书的现状也不无忧虑。首先是地下交易，原本处于秘传状态的水书有的已成了市场上的交易物。近年来，近邻日本、韩国以及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来中国水族聚居区考察研究，说明水书的影响正在走向世界。但也有负面的消息传来，据说现已流传到国外的水书有数百册，这数百册是否是流失出去的全部还未可知。另外，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时而也造成水书不可逆转的损失,后果一旦产生,无论怎样捶胸顿足，残灭者亦无法复原。更有不堪者，逐利的欲望使一些不法分子做起了造假的勾当，以鱼目混珠的手段来谋取利益。这种做法的后果相当严重，它将对水书的价值评估和后人的研究工作造成极大的混乱。以上现象对于从事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人来说，是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的。
随着对水书了解的深入，我心中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如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这笔罕见的人类文化遗产将在我们这辈留下遗憾。而整理出版是最好的保存措施之一。巴蜀书社是西南地区唯一的一家古籍出版社，作为社长，我感到一种责任。“尽快整理出版水书”，这种想法迅速地形成了。我当即决定让同行的何锐编辑留下来，将水书的情况考察清楚，为集结出版水书做准备。何君乃贵州安顺人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籍出版事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接受任务之后，他马上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在基本摸清了水书的规模以及分布等情况后，《中国水书》编纂出版工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四川出版集团领导对整理出版《中国水书》的想法高度认同，对该项目的顺利启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四川民族出版社罗勇社长是一位极有魄力的出版家，闻知《中国水书》之事，提出与巴蜀书社共同担负这项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整理水书一事也极为重视，将《中国水书》纳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之中。得到上级的支持和同盟军，编纂出版《中国水书》一事更如箭在弦了。
经过两个月的酝酿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反复磋商，编纂《中国水书》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我们有了专为水书的贵州之行。
同赴三都者除何锐君,还有四川民族出版社副社长李世荣先生。穿行在黔东南青翠如画的浅山美景中，享受彝胞李社长风趣的谈吐，一路心情大好。
三都县委招待所坐落在美丽的都柳河畔,有关水书的编纂出版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受县上的委托,县人大主席莫善馀与我共同主持三都水书的编纂事宜。莫主席是一位性格开朗的水族兄弟，即使在讨论严肃的编纂方案时，都不乏他那爽朗的笑声。由于保护水书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当地政府和水书专家很快接受了我们的方案，确定以大容量影印出版的方式，对水书进行大规模整理包装，尽可能多地保存水书精品的原貌，以利传承和研究。
在三都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喜悦。触摸水书发黄的书叶，仿佛感受到辽远洪荒呼啸的风沙。在体验水族先民挥洒神意的智慧中,我们考察分析了大量的水书实物。水书大多数是用枸皮纸做基材，以竹笔和毛笔书写而成。其中相当部分有涂朱，亦或涂有其它色彩。水书的形状以长方形为主，也有不少长条形和正方形。尺寸大小更是颇有差异，小的阔不足成人手掌，大的超过现代图书的八开本。装订是以针线手工制作，封面多不采用特别的材料。或有装帧奇特者。有一册用蓝色家机布做封皮的水书，在翻口的一侧装饰有如同水族衣服上的布纽扣，用以保护和封闭书叶，体显了水民朴素的美学匠心。
三都的工作完成后，我们立即赶往荔波，与先期到达的同仁诸君会合，跟荔波县政府商定了与三都县基本相同的水书编纂出版方案。因为急切盼望《中国水书》早日问世，虽然对小七孔风景区心仪已久，但我们还是决定及早回成都着手准备工作。待《中国水书》出版之后，或许有机会再来荔波，那时的游兴一定更高。
编纂出版《中国水书》的合同签订之后，我们马不停蹄，立即派遣工作小组，带着先进的摄影器材和电脑，随即进入三都和荔波两县进行工作。为尽量缩短编纂出版周期，我们一边延请当地水书先生对水书逐一进行鉴定和释读，同时进行整理和拍摄工作。盛夏骄阳，酷热难当，项目工作组与当地水书先生一道，挥汗如雨，没日没夜地苦干，数万码的水书拍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编纂框架的确立与具体内容的到位。
因为水书的情况复杂，构建《中国水书》的框架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为此，我们特地将本书学术顾问、贵州民族学院的水书专家潘朝霖先生接到成都，请他对水书的内容进行全面分析。通过与潘先生的深入研究，参考传统的水书分类法，对各方面水书原件进行细致的分类比较，结合水书的使用历史和保存现状，我们首先以藏书地为单位确定本书的三大版块，即《三都卷》、《荔波卷》和《潘藏卷》。
从考古的眼光来看，出土地点愈明确，其学术研究价值就愈高。而水书的传承方式为家族封闭式秘传，不同地区乃至各个家族的水书都有不同。要对水书进行准确的研究，其传承谱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水书出处的记录就显得特别重要。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尽可能梳理水书的原藏地。三都水族自治县和潘朝霖先生提供的水书出处记载较为完备，故对《三都卷》和《潘藏卷》的编排，我们确定先按地域，然后按内容进行分类。《荔波卷》的藏书由于来源较为复杂，出处多不明确，故选择以内容为主的类分方式。在确定水书编排内容中，我们尽量多地附录原书尺寸、页码、成书年代和用材等信息，以利后人研究。
由于水书的整理和研究尚处初始阶段，加之某些客观因素，本书对水书的收辑和编纂都有不尽完善和不成熟的地方。随着对水书研究的深入，水书的类分方案会更加完善。本书作为大规模整理水书的开山之作，能为中华文化的一支―――水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播，为推动学术研究，而发挥阶段性作用,我们就欣然满足了。
《中国水书》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毫无疑问,它将传诸后世。现在，160大册，将近六万原页码，沉甸甸的清样就摆放在面前。在我心中，一种神圣的感觉沛然而生：我们做了一件事，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我们这辈人应该做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