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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何需再添花

2007-02-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张恩和 我有话说

《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17日7版《家园》头条刊登《此是深潭照水犀》一文(以下简称《此》文),为写吴小如先生新出学术随笔《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的读后感。作者对该书内容谈之甚少,主要是写自己与吴先生的交谊以及吴先生的为人。既是“读后感”,这样写也很好,由书及人介绍吴先生的性格为人,也可帮助读者

认识和了解这位知名学者。应该说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的。但文中说到的一件事与事实相去太远(不关吴小如先生的事,纯系作者的论述发挥),虽然事情不大,但在文章中十分突出,且正表明当前学界一些不良风气。因此忍不住要说几句,免得以讹传讹,在学界传为笑谈。

事情是文中说到希望有关方面“趁着(吴)老先生体健神清之际,给招一个特别博士班”。这想法和愿望应该说都很好。文章接着举例说“陆颖明(宗达)老师20世纪60年代在北师大中文系开‘古汉语班’”,这也没有什么错。问题是接下来特别标明“许嘉璐先生即出身此班”,这就令知情者感到惊诧莫名。

事实是“许嘉璐先生”和“此班”并无多大关系。“许嘉璐先生”还健在,比吴老先生还更“体健神清”,不过他正经事太多,不太可能为这点小事出来声明更正,只好由知情如我者出来说几句。

20世纪60年代初,具体说是1961年至1963年,在北师大中文系任教的陆宗达先生开了一届古汉语研究生班。全班共9人,7人为本系应届(61届)毕业生,2人为往届毕业生,其中一人即为和我同届(58届)的王宁。她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现青海师范大学),来北京读研究生是在职,读后仍返回青海,“文革”后几经周折又调回北师大中文系,现在是古汉语界的知名学者。其他几位如钱超尘、杨逢春、谢栋元、张凤瑞等同出“此班”,也都早已是“古汉语界骨干”。的确,“此班”确出了一些人材,但“许嘉璐先生”恰恰不“出身此班”。

“许嘉璐先生”1954年和我同时考入北师大中文系,一年后他转入下一届至1959年毕业。我们两人先后留校。我分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他分在古汉语教研室。陆先生开古汉语研究生班时,他已是系里的青年教师,正和我一样离开学校去参加由中宣部和高教部主持的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我参加的是唐?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他则是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汉语》编写组。因此,他和这个研究生班就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既没有参加研究生班的学习,也不可能做一些教学辅助工作。

还需说明一点的是,北师大参加《古汉语》教材编写工作的还有萧璋先生。萧先生当时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之前系主任是著名文艺理论家、时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的黄药眠先生;1957年黄先生划为“大右派”后,系主任一职即由萧璋先生接任)并且教材编写工作结束回学校后,他们又以一对一的形式结成相对稳定的“传帮带”关系。当时古汉语教研室还有另外两对“传帮带”,即陆宗达、俞敏两位先生各自和一名青年教师结成的对子。这就是所谓古汉语教研室的“三老三少”,一时传为美谈。这“三老”中,政治上萧先生当然是左派,俞先生是还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他在中文系是最后一个被摘帽),陆先生恐怕只能算中间派,恰好是“左中右俱全”。但在学术上,陆、俞二位先生较强,尤其是陆先生,在学界很有影响;比起陆俞二位,萧先生略显逊色,排位只能屈居第三。不过当时是讲政治的年代,大家还是更看重萧璋先生。因此,认真说起来,“许嘉璐先生”应该说是出身“萧门”而不是“陆门”。当然,一般说“许嘉璐先生”是陆宗达先生的学生也并不错,因为他除了和我一样在大学念书时听过陆先生的课,还和陆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待过许多年,耳濡目染,从陆先生处确学到不少东西。更何况,说句不知深浅的话,即便不才如我,因为在大学时听过陆先生的课,虽然后来工作和古汉语没有关系,但要说自己是陆先生的学生也未尝不可。但这与受过他亲炙,由他耳提面命过的及门弟子则不可同日而语。怀着敬意偶尔说说固无不可,真要以“门生”“传人”自号,就不免让人耻笑。

本来,“许嘉璐先生”是否参加了陆宗达先生开设的“古汉语研究生班”,要不要把他说成“陆门弟子”,实在是不值一谈的话题,说起来太没有意思。对于现在的“许嘉璐先生”,参加没参加这样一个班,是哪一位名师的高徒,都丝毫无增也无减他现有的亮色。他不是因为“学而优则仕”,因名师而成名。现在有人硬要把他往“陆门”归靠,正反映出目前学界一种不良风气,即喜欢拉名门,“攀高枝”。这些人太迷信“名师出高徒”,以为名师的学生一定是高徒,反过来成为名人就一定出自名门。于是有人拼命认名人为师,以借名师的光照亮自己;又有人硬要给名人拉扯出一个名师,就像鲁迅批评过的那样,以为名人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应该和平常的儿童不同。我看《此》文作者大概即属此列。否则,文章作者说起来是个“老北大”,年资比我们还高,不应该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其实,对于“许嘉璐先生”也实在无须说他曾进过陆宗达先生开设的古汉语研究生班;事实上,真正上过此班的人并无一人取得“许嘉璐先生”现在这样的成就。说句玩笑话,真要拉名门,“攀高枝”,我和“许嘉璐先生”以及我们前后在北师大中文系上过学的人,都可以说是黎锦熙先生的学生(直到去世黎先生都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而黎先生又曾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推而论之,我们还可以和毛主席认认师兄弟呢。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此》文结尾处的一段话是:“学术界‘不求甚解’的浮躁风气是吴老师最看不惯的,一有发现,立即起而纠正。有时点名,有时暗中点名而明眼人一看便知。有的人又怕又恨……其实,老师是为他们好,希望人们进步。”这段话说得极好,也正是这段话激发和鼓励我写作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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