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品特
在《房间》、《生日晚会》和《升降梯》上演之后，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很快便被评论界列为“荒诞派戏剧”成员之一。然而，大部分
品特的晚期作品，如《独行者》、《山语》和《晚会》在政治这个主题上的处理手法让很多关注品特的评论家感到震惊。和早期的作品相比，这些在创作时间上较近的作品丝毫不隐藏对于时政的影射。可在60年代，品特几乎在所有公开场合都宣称自己的作品与政治无关，而且他本人也对政治和政治家们没有任何兴趣。到了80年代，品特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开始默认自己作品里政治主题的存在。
品特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苏珊・何丽斯・玛莉特（Susan Hollis Merritt），一位擅长从历史和传记角度研究品特的学者，在她的文章“品特与政治”中集中探讨了这两者的关系。玛莉特认为尽管品特从早年时期就把自己放在政治的对立面，但是品特对政治的意识却是一直在不断滋生和发展。玛莉特在文中对品特的个人经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且侧重讲述了品特在促进人权发展方面做出的积极工作。她认为品特是一位“社会民主工作者和倡导者，更是追求世界和平、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积极份子。”在玛莉特看来，在品特的戏剧生涯中确实存在着一个转折点，而在转折之后，品特确实可以称为政治剧作家。
论者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品特晚期作品作为讨论品特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然而，任何忽略品特早期作品里的政治因素的研究都会破坏品特研究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笔者将通过《生日晚会》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房东太太玛格为房客斯坦利举行了一个生日晚会。一起出现在晚会现场的还有麦肯、哥德伯格以及露露。通常，这样一幅晚会场景可以看作是“社会”场景的典型代表。但是，品特对于这个晚会的细节描述使得其超越了普通社会现象的界线而成为具有特殊的深层含义的“政治”事件。从一开始，斯坦利便显得惴惴不安，这使得晚会从一开始便带着几分紧张的气息。斯坦利更是时刻意识到自己处于某种不知名的危险处境之中。他开始寻找逃脱的机会，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显得很徒劳。
与此同时，晚会上的两位不速之客麦肯和哥德伯格，为晚会带来了浓重的悬念。品特并没有介绍这两位人物的任何背景，读者只能通过他们的古怪行为来揣测他们出现的原委。在一切不确定的因素里面有一点却是明确的，这两个人在晚会上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庆祝斯坦利的生日，相反，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折磨斯坦利，并最后将其带走。整个晚会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其中在晚会上发生的几幕更是将晚会推向高潮，使得读者陷入对这些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沉思中。其一，斯坦利近乎癫狂地敲打房东太太玛格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的小鼓，并最后将其毁坏；其二，麦肯在晚会上夺过斯坦利的眼镜，并故意将其毁坏；最后是麦肯与哥德伯格对斯坦利加以缺乏逻辑的咄咄逼人的长时间拷问，直至后者最终神经崩溃。
《生日晚会》中对于个体存在安全感的缺失主要围绕“敲门声”来进行展现的。斯坦利生存状态的转折点便是一声来自神秘陌生人的敲门声。这一敲门声敲碎了斯坦利生活的平静，敲垮了他的神经。“敲门声”这一再简单不过的社会元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大背景中各因素相互牵制，相互影响，最后导致无法预料后果的这一复杂的性质。
关于“敲门声”，品特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在与梅尔・高索（Mel Gussow）的对话中，他说：“我对‘敲门声’的了解最初来自于盖世太保……那场战争距离现在也不足十年”。对于“敲门声”的更深层的意思，品特进一步解释说：“‘敲门声’意味着迫害……（《生日晚会》中）那两位信使到底来自何方？有一个事实总让我感到震惊，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就在不久以前，盖世太保便敲响过无数人的门。而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之间便是这样相互地敲着彼此的门。”
如果只把《生日晚会》里的“敲门声”看作是简单的社会现象，那无疑是只看到事情的表面，而忽略了品特旨在提示人们注意的更深含义。正如品特之前提到的那样，“‘敲门声’意味着迫害”，在《生日晚会》中，斯坦利对于“敲门声”深深的恐惧只是现实中人恐惧的缩影。品特希望“敲门声”引发人们思考造成这一恐惧背后的社会政治的因素。
在“品特，政治及后现代主义（一）”一文中，瑰格利（Guigley）提出了对于“个体等于政治”（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这个看法的认识。瑰格利特别提示人们对于“等于”这一词要十分谨慎。在他看来“个体等于政治”与“二加二等于四”中的“等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前一个等式里“等于”更像“包含”的意思，它暗示了政治是个体包罗的众多因素之一。瑰格利进一步解释说，“有别于将个体溶解到政治里面来阐述这两者关系的做法，相反地，品特戏剧化地把政治因素糅合在个体的众多因素中来进行表现。”（瑰格利，9）
通常，在认知个体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关注这样一些问题，例如个人对工作，对社会，对战争的态度等等。然而，当我们关注个人对政府，对不同政策的态度的时候，关注的焦点便从个体世界进入政治领域。当然，关注的焦点并不会只存在于一个范畴里面。在品特的作品里，个体的复杂性被无限放大，直到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分界线被完全模糊，甚至是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正如瑰格利所说的那样，品特善于将政治因素溶解在个体世界里。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品特给读者与评论家制造出一种远离政治领域的假象。这一点，也许是品特表达政治思想最为突出的特点。
早期作品《升降机》充分展现了品特这一独特的表述思想的方式。在此剧中，两名杀手自始自终没有离开封闭的房间，在等待暗杀指令下达前无聊地打发着时间。他们一会儿阅读报纸，用报纸上荒谬的报道开玩笑；一会儿不断反复解鞋带系鞋带；一会儿上卫生间，总之，他们做着各种各样最平常不过的发生在日常生活里的琐事。看起来，他们似乎处于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封闭空间里。然而，随着剧中细节的不断展现，这两名杀手渐渐地从空白的背景里挪到一个宽大的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
首先，观众通过他们的谈话获知，他们正在等待来自他们的管理者下达的目标任务，这个人直接操控着这两名杀手。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是一个更大组织里的成员，他们只不过是被雇佣的杀手而已。其次，这个封闭的房间实际上是废弃的饭馆的地下厨房，它并没有完全与外界隔绝。在房间里的床头有一块木板，暗藏了一扇门，里面便是通向地面的“升降机”。这样一来，原来封闭的个体世界被引入到一个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宏观世界里，从而使得个体与社会政治发生了交互与碰撞。个体世界与社会、政治又一次被重叠在一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品特的其他作品里也不断重复出现。
品特在作品中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政党及其政策，相反，品特早期一直都在努力地回避谈论政治与他本人作品的关系。作为一位犹太裔作家，更由于其童年的生活经历，品特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对于政治话题的回避也正是他保护自己免于指控与迫害的自觉行为。作为犹太后裔，品特对于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纳粹对于欧洲犹太种族的大屠杀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品特本人的祖辈就曾丧命于大屠杀。而品特从小养成的对于政治的深深厌恶也使得他不愿意与其有任何形式的关联。出生于伦敦东部的品特对于政治世界的阴暗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也养成了其对政治的反感。
瑰格利在谈论到品特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时也认为品特对于政治持有深深的敌意。但是，瑰格利进一步解释，品特所反感的是“机构政治”。他认为品特对于政治的敌意源自其对“机构政治”与“机构政治家”的厌恶。根据瑰格利的看法，品特认为“政治家们总是对于毫不费力便能解决的问题摆出积极的姿态，而对于现状可能诱发的未知问题以及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却唯恐躲避不及。”瑰格利相信品特拒绝牵涉进政治事物并不代表品特对社会政治问题漠不关心。而是说明品特对于采用政治渠道、政治议论及政治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深表怀疑。
了解品特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了解品特作品里所阐述的政治概念提供了基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品特在早期作品里所探讨的政治并不专指某种具体的政党或政治形态，品特的政治概念涉及任何在个体间交互时对其产生影响，或破坏的社会与政治因素。通过无限放大个体交互时的细枝末节，品特用其荒诞的戏剧手法反映出比个体强大的背景对其所能产生的扭曲及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