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标明了“现代文学”的终结和“当代文学”的开始。在这次大会上，“现代文学”中的解放区文学被确立为新中国文学（即当代文学）的主体，解放区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备受青睐，深受
50年代为了总结现代文学的成就，也为了催促当代文学的发展，出版界主要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入手，总结、整理、展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成绩，为新中国文学提供资源。但是，与现代文学史的出版研究形成强烈偏差的是，学术界对50年代现代文学作品出版研究关注得不够。50年代出版了哪些现代作家的哪些作品，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方式出版这些作品的，不认真触摸史料，就没有发言权。陈改玲在广泛搜集阅读50年代出版的书刊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辨析，为我们描述出一条清晰的“史”的脉络。并以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代作家选集”的文本和出版过程作为主要论述对象，通过对出版方式的变更、作家（编选者）对于作品的叙说、篇目的确定、文本的修改，以及文学史家们的评述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较为系统而深刻地展示出50年代现代作家选集出版的意义，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在陈改玲看来，无论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都把传播“新文学史知识”放在首位，在编选过程中对作家人选和篇目、文本逐一严格把关，以体现出50年代全新的新文学史观：即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以左翼作家为主体。这种重塑“经典”、打造“传统”的努力，体现了50年代文学规范化的特点。
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中的赵树理是个特例，这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新文学选集”在编选范围上特意和周扬主编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加以区分，主要收录“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问世”的作家的作品。而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他的小说都写于1942年之后，而且已经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按说是没有资格和理由入选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的。可赵树理就是堂而皇之地“越界”，因而被学界称之谓“赵树理现象”。“赵树理现象”该如何解释呢？陈改玲在书中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一是建国前后图书市场的需要，赵树理的作品相当畅销；二是要纠正当时一部分读者把“五四”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对立起来的“误解”；三是要凸显解放区文学“是在‘五四’的战斗的、革命的文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的思路，强调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内在关联。这些独到的阐释远比当今学术界流行的“把赵树理经典化”的“言说”要丰富得多、真实得多。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50年代是个完全排除非左翼和非现实主义的时代。但是，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沈从文、戴望舒、废名等人出了选集，徐志摩的选集也曾被列入出版计划。而戴望舒选集的出版，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文艺界重新审视现代派，认为那些“形式主义”的“非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也有可取的一面。陈改玲的这些实实在在的论述，既突出“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与学术界构成对话，把作家和文学史研究引向深入。
《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陈改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1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