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研究者的视野里，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历史时段。它的长度，长可长到70年甚至更长，短则可短到二十来年。唐德刚有名著曰《晚清七十年》，说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正是比较长的“晚清
单正平认为，造成此“突破性的巨变”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看来，他关于“晚清”的界定是大有深意的。正是1895年的大失败，刺激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士人阶层民族主义思想情绪的迅速激化，从而导致了政治变革的迅速推进，更进而导致文学观念、文学情感形态、文体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所以，《晚清的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里有一章专讲甲午至戊戌的三、五年，细心捕捉此次失败所引发的“精神突变”，进而探明此间的文学转型。
单正平注意到，民族主义刺激了文学的表达和转型，而文学既表达了民族主义诉求，同时又参与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此民族主义和文学之间互动的思路，贯穿了《晚清的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全书。文学乃是一种想像性的表达，民族主义又何尝不是如此？安德森就说过，民族不过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连带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简直就是“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此正是文学与民族主义最深层的缘分。自然，民族主义不能不是一定历史情境的“人造物”，它基本上可说是“现代”的事情，要比文学年轻得多。正是“天朝上国”被不可抗拒的外力驱赶着走进了“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才愈益亲密而难舍难分。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性”，而此间的文学也不得不染上“现代性”，不得不染上属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部的“现代性”情绪。论者常谓中国的“现代”文学乃是“感时忧国的文学”，或者“血和泪的文学”，业已探到了此间文学的“主旋律”，进而也探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关联。单正平用心梳理了文学和民族主义在此间所共享的三种情绪模式，或从忧虑而至焦虑乃至恐惧，或恐惧到极限后反生间歇性的欣悦欢乐乃至狂喜，或由焦虑恐惧向另一种方向发展成愤怒乃至狂怒。为了很好地解析此三种情绪，单正平别出心裁地拈出“陆沉”、“醒狮”和“黄帝”这三个意象：从一个词语（“陆沉”）解读此间的心理恐惧以及民族危机意识的文学表达，从一个传说（“醒狮”）分析此间由恐惧而至乐观的情绪转换以及国家光明未来的文学想像，从一个神话（“黄帝崇拜”）勘察此间的激愤、仇恨和自尊以及源于此种混杂情绪的民族史建构与铁血主义的文学传达。
由此可见，擅长捕捉情绪和意象是《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的一大亮点。但这还仅仅是单正平所谓的“现象描述与历史溯源”，此构成了该书的上编。在下编，他更进行了独到的“理论反思与价值判断”，此成为该书的另一大亮点，亦成就了该书更大的理论价值。“新民”是此间的关联着文学与民族主义的关键词，该书考察了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基本逻辑，同时亦解析了“新民”文学思想的内在矛盾、现代性含义和当代意义。安德森曾指出，“民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像的。他更观察到，民族独立、共和革命和民族语言理念的结合，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孕生了一波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于此可知语言对于民族想像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想像和文学表达。单正平不一定是受到了安德森的理论刺激，但他敏锐地体察到语言在形塑中国式民族主义和文学想像中的重要功能，从白话和文学翻译这两个方面的语言维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此外，该书还分析了历史叙事和索隐批评的本质特征，从不太为人所关注的面相探究了文学想像与民族主义诸问题间的繁复关联。
既下足了文献的功夫，其灵慧之心又多情善感，从死文献感发出一大堆的“活思想”，也就是说，不是从一知半解的理论教条出发来强暴历史，而是论从史出，论从死材料死功夫出。而且这个“出”还不是一般的“出”，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出”。死功夫，有人愿意下，极高明，大约也不乏其人，而两厢兼备，两不耽误，如此学术好汉，谁都知道，不多见，太不多见啦。
《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单正平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