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天，海明威以美国《午报》记者的身份，他的新婚妻子玛莎以《柯立尔》周刊记者的身份一道来到正处于
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国采访。海明威能深入下层，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和交谈，很快就了解了中国的社会情况。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海明威充满了同情。
国人对海明威并不陌生，许多人甚至还知道这位《老人与海》的作者在1941年曾来中国访问过。对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当时的报刊（如《重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和《西书精华》）进行过报道，今人杨仁敬先生亦著有《海明威在中国》。杨氏为厦门大学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国内著名的海明威研究专家。其书不仅详细介绍了海明威在中国的行踪，而且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可谓探讨海明威访华的集大成者和权威。然而在海明威的生活和创作中，还有许多中国细节是上述宣介、研究所没提及，广大读者更不知晓。
海明威接触中国的最早记录与他的亲叔叔威洛比有关。威洛比颇具传奇色彩，他小时右手食指被玉米脱粒机绞断，后来凭着艰苦奋斗，成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被教会派往中国山西传教行医，时间长达八年。还创办了著名学府铭贤书院。海明威父亲收藏的东方陶器、西藏转经轮就是威洛比从东方寄来的。海明威小时候应该看到过这些藏品。这一点可从他的自传小说《我躺下》得证。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写“我”家在祖父死后，要搬到母亲设计的新房去，母亲烧毁了许多搬不走的东西，其中有“石斧，剥兽皮的石刀，做箭头的工具，还有陶器和不少箭头”。
1911年，威洛比从中国回国，到海明威家参加聚会。他向亲人们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经历。海明威是听众之一。东方的故事对这个少年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卡洛斯・贝克是海明威的朋友，也是一位海明威研究专家，他在其用七年时间撰写的《海明威传》中写到：“十二岁的厄内斯特听了他叔叔这段充满东方情调的生动描述，仿佛自己置身于另一个星球之中。”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肯尼思・S・林恩则说：“从他的谈论中厄内斯特了解了中国是个什么模样，他的见识大为增长……增强了一有可能就去见见世面的决心。”
如果说这时出去见见世面所指的空间朦胧模糊的话，那么21岁时海明威的计划就明确清晰多了。1920年6月，海明威想到远洋轮船上当锅炉工，从旧金山航行到中国、印度和日本去。这个计划被父母视为不务正业、没有理想。最后母子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愤怒的母亲将儿子赶出了温德米尔别墅，儿子虽有不甘（离家后海明威在一次野外宿营时仰望星空，再次想到了中国），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远航东方的幻想。
10月，海明威搬到芝加哥市内的朋友处暂住。后来他回忆这段离家的生活时说：“那个战后的夏季，我穷困潦倒，寄居在供膳宿舍或经济公寓内……有了一点钱，就跑到中国餐馆大嚼一顿。”海明威的传记中还有关于他对中国食品兴趣的记录。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旅居巴黎时，他曾带了一帮新认识的朋友到一家中餐馆吃饭。1945年，他在古巴的住宅里还专门请了一位中国厨师。在海明威60岁生日时，玛丽还特意为他“从伦敦定购中国食品”。由此观之，海明威似乎对中餐情有独钟。
庞德是海明威在巴黎认识的朋友。海明威一生认识结交了许多朋友，但绝大多数后来都因不合而关系疏远。在文学界，能和海明威不争吵、终生保持友谊的只有庞德和乔伊斯。庞德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著名粉丝，研究过中国文化。海明威从他这里不可能不接触到中华文明。福特・马多克斯是《泛大西洋评论》的主编，他在庞德的工作室里第一次见到海明威时，海明威正“摆开架势打太极拳”。福特觉得海明威像一个“肥头大耳、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但他认为“海明威看起来不喜欢中国”。
福特的看法当然不对。海明威虽然没来成中国而选择了巴黎，但仍在关注中国。除了庞德工作室的一幕可作说明外，还可从海明威在巴黎时期的创作中看出。在1925年11月，海明威用一周的时间写了讽刺小说《春潮》，其中有两处提及中国：“为什么眼下没有战争呢？也许是有的。人们在中国打着仗，中国人在自相残杀”，“在中国，中国人在碰运气”。如果第二句话难以看出具体所指的话，那么第一句就不同了。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经常爆发内战。时间较远、规模较小的且不说，仅在1920年、1922年和1924年就先后爆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样的大规模的军阀混战。结合“眼下”，我们可以推测海明威当时应该知道中国正在爆发内战。
20年代的幻想在40年代变成了现实。1941年2月，海明威受《午报》委托来中国参观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月，国民党制造了手足相残的悲剧：皖南事变。也就在几个月前（1940年10月），海明威出版了反对人类自相残杀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对于海明威的中国之行，杨仁敬先生的《海明威在中国》已有详细叙述，本文自不必赘言。但有一点需作补充。海明威一生参加或采访过五次战争：一战、希土战争、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和英美盟军反攻欧陆的战争。其中有四次使他写出了描写战争的文学经典：揭露残酷荒谬的一战的《永别了，武器》、描写希土战争中希腊人悲惨命运的《在士麦那码头》、反映西班牙内战的《丧钟为谁而鸣》和叙述美国作家托马斯击沉纳粹德国潜艇的《岛在湾流中》。独有中国之行没有写出文学作品。为何？
在海明威来中国之前，林语堂曾经希望海明威能“撰一中国战争小说”。海明威曾说“马尔罗所写发生于上海的镇压共产党人革命的《人类的命运》（1933年）一书是他十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他也打算写几篇中国战争的小说，但终究未实现。最常见的解释就是海明威对中国不熟悉。然而怎样才算“熟悉”？怎么界定其范围和程度？海明威的远东之行前后长达三个月之久，他到的地方有第七战区的防务前线、山野村市、重庆、成都等，见到的人有周恩来、蒋介石、前线将士、贩夫走卒，所涉及的范围和对象是很广泛的，而且每到一处他都认真调查、研究。《岛在湾流中》的主人公托马斯说自己“在中国作过大量的研究”，而托马斯就是以海明威本人为原型的。所以认为海明威不了解中国有失片面，以这种理由来解释没有写出战争作品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虽然没有写出中国战争的文学作品，但海明威却在创作中描写了中国人。在《有钱人和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中出现了一个中国蛇头辛先生。《岛在湾流中》中托马斯讲述了自己在香港的故事。此外，海明威在描写人物时也常用一些与中国人有关的形象套语：“他身子肥胖，只有几根胡子，像个中国佬”（《医生夫妇》）、“姆温迪看上去像个肤色漆黑、脸庞窄长的中国人”……
除了用友谊、文化交流等美词来评价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贫穷落后给海明威的印象。在重庆时，海明威看到农民买卖粪肥，用一根稻草管去吸粪便以检测稀浓。这一幕给海明威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他批评福克纳的《一则寓言》比重庆运到宜昌的粪便还要臭。
海明威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但不管怎样，他对中国是友好的。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当时中国的总领事曾特意拜访、祝贺这位中国人的朋友。还有必要补充一个细节。海明威晚年身患多种疾病：糖尿病、肝炎、肾炎、高血压、失去记忆力、严重抑郁症等，他也经历了包括电震等手段在内的多次治疗，但都未有好转。在1960年4月，海明威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病。在贝克关于海明威此行的记述中，这样写到：“飞机在上午的金色阳光里轰隆隆地朝东方飞去，厄内斯特在座位上喃喃自语，他觉得他仿佛正在飞往中国的上海去。”在这个疗程结束回家没几天，海明威就开枪自杀了。
不知道海明威在飞机上还想了些什么。也不能确定飞往上海的幻象与20年代远航东方的幻想有无逻辑关系，毕竟它们存在巨大的时空间距。但二者之间的联想却能产生无以言表的感人力量。在海明威的传记和作品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片段。当以蒙太奇的方式将这些散在的历史建构成一段相对自足的叙述时，我们自有惊奇的发现和动人的感悟：哦，原来这头老狮子还这样心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