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
1900-1996，湖南人，中国金融界耆宿，金融理论家，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1917-1926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8-1950年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建国后公私合营之前短期任上海银行总经理，1959年起任中国人民
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直到去世。
主要著述
《货币史》、《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等。
1941年全家在天津，后排左一为资中筠、右一为资耀华
采访手记：
一个77岁的老人坐在客厅里回顾她的父亲，她的母亲。
她也再没机会了解沉默的父亲，弥补从未尽过的为人子女的义务。一生本不算短，可填满了绵密的人间万象，父女间一场推心置腹的心灵交流，竟插不进。
资家父女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女儿解读父亲、反省自己，更是用整个人生诠释和剖析一段特殊的历史。忏悔当然是文章的题中之义。
我的心路历程与歉疚
我们从小就不像传统家庭那样强调孝道，讲“父母在不远游”，只要求我们好好念书，以后做自己的事业，因此家庭观念很淡薄，“志在四方”的观念强。从小母亲为我们想到一切需要，一切有母亲兜着，我只管读书，对家务事不闻不问，对他们尽义务是要等将来事业有成以后的事，可惜终于没有做到。
别的家庭都是下一代思想左倾影响上一代，我正好相反，直到1949年，我还不大关心政治，只埋头读书。父亲还老敦促我，要在政治上求进步。后来经过学校好几次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抗美援朝”的宣传等等，我的思想转变过来了，觉得应该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改造思想，从此又走到了另一极端。
我1951年8月毕业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三反五反”开始了。父亲从“进步民主人士”忽然被打成“大奸商”，还“里通外国”。具体情况我到现在也不很清楚，我和家庭关系的转变就从这里开始。在单位，我成了重点“帮助”对象。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一种原罪思想，有去不掉的“阶级烙印”。父亲个人的道德操守都不能算数，他已经是这个阶级的人了，无所谓好坏，越好欺骗性越大。你必须取舍，要革命就不能在思想上同情父亲，不能相信他。相信党还是父亲，就是立场站在哪一边。党报已经登出来了，“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我还能说什么？
那年春节我还照常回家。组织上批准的，说是对我的考验。家里气氛非常不正常，当然没有往日过年的热闹气氛。父亲埋头看书，母亲表示坚信父亲没有问题，最终一定会搞清楚的。我除生活上必要的之外，一句多余话不说。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更不能顺着母亲的话说。回到机关后，我表态说，现在他的问题还在审查中，我将接受组织上最后对他的一切结论。这样说是通不过的，说是消极被动，思想上被俘虏了，没有积极站在组织一边，揭发他。可我实在揭发不出什么来。他如果在家里发过牢骚，表示对党不满，我一定赶紧报告组织，可是他真的什么都没说过，我揭发不出来，这样就很苦恼。但我能做到的一点是，不跟他们来往。
从那时我跟家里就非常疏远了。我把母亲给我的信全部交给组织，里面也没有任何“有问题”的话。后来根本不跟家里通信，不联系了。但还是过不了关。后来见到我的一个同学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我想也只有这么做了，但组织上没同意，说这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其实那时候父亲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是“完全守法户”，但没有公开（并不是在什么范围内“搞臭”，在什么范围内恢复名誉），我不知道。他算是比较幸运，没有留太多尾巴。随即从天津调到北京，任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其实也是因人设事。他的处境其实后来还算好，没打成右派，只稍微批判了一下，还是政协委员。
我后来调了工作，但是出身的包袱一直伴随着我。一方面我被认为“业务尖子”，一年出许多次国，在别的同事看来很受重用，但运动一来我又必须老老实实检查思想，我的处境随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松紧而变化。那时候有一句话，知识分子可用其一技之长。我不甘心这样。毛主席《新民主主义》一文中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我那时既然认同了这个历史潮流，很怕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也不愿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只有“一技之长”可用，这是我努力“改造”的动力，特别希望所在的组织领导、工农干部承认我，希望自己工农化，凡有机会劳动，我也非常努力。但总也“化”不了，我谈吐举止总是不对头，就是不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给出路”政策也是中国特色，老让你觉得有一点希望能改造好，又说和平时期要经过更多的考验，考验没完没了，总是毕不了业，老在一个考验和改造的过程中。
家庭属于另外一个阶级，我要靠拢无产阶级的话，必须疏远他们。政治运动松的时候，我就回家多一点，紧时就少一点。即使宽松的时候也不敢跟家里太密切。就这样分分合合，慢慢的，亲情也真的淡漠了，也不大关心家里情况。现在想起来，我对家里是很自私的，生孩子、生病，还得靠家里照顾帮忙，平时关系却很疏远。1960年我生孩子，那正是非常困难时期，不怎么讲阶级斗争，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馈赠。我在家坐月子，没有受批判。我没休满56天的产假，就有任务出国了，孩子完全交给母亲。但后来“阶级斗争天天讲……”提上日程，我所在单位又有人提出我的孩子问题，说资产阶级跟我们争夺下一代。所以孩子刚满2岁，我就坚决送去幼儿园全托，但因为我们夫妇总是出差，还是得由母亲接送。所以孩子小时候跟母亲和老保姆亲，跟我不亲。
后来我发现出身还不是最重要的，我的问题还在于被认为读书多了些，总有点那个所谓“气”。“匹夫无罪，怀璧其罪”。1970年到1971年，全家下放河南干校，我就想脱离干部、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全心全意学种地，学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对孩子有点抱歉，那时她9岁上三年级，农村的小学当然程度很差，有的同事偷偷给孩子补点文化，我完全不，只在意她是不是跟农村的孩子打成一片。有一次农忙时她干活偷懒，怕苦，我大大地训斥了她，就是要她跟农民完全一样。当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读书有害论，千万不要当知识分子。
我有点开始觉悟，也是在干校时。心里开始打问号了。思想上走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这是常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基辛格秘密访华后，我和大批外文干部忽然被调回北京，遇到过去工作上有联系的熟人，有的刚从劳改农场或监狱里放出来，有劫后余生之感。那时思想上已经有距离了。后来从“批林批孔”到“批邓”，就完全没法接受了，想方设法逃避，消极应付。
由于母亲生病，父母比我先从干校返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又恢复对他们的探望，当然不再怀着批判的态度，但还是不愿意本单位的人知道。真正正常化是“四人帮”倒台以后，彻底毫无顾虑地往来，从此我们三姐妹每个周末只要在北京都回家一聚，那是父母最高兴的时候。父亲曾对母亲说：“老太太，现在你高兴了吧，女儿可以不跟你划清界限了。”母亲当然是博大胸怀，随便我怎么对待她，永远体谅。可我那时刚进入学术研究，总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当了所长后更忙，老觉得时间不够用，住得离他们也比较远，每星期去看他们有时都觉得是负担。他们的生活完全交给保姆，谈不到照顾。我内疚的是，始终没有明确向他们表达以前是不对的，请他们原谅，没有揭开这一层。
父亲从90岁开始写回忆录到93岁出版，初版题目是《凡人小事八十年》，每天写几个钟头。我顾不上，问都没问过。他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指望，也没征求过我们的意见，自己抄、自己誊。现在我非常后悔，那本书显然前详后略，可能精力不够了，也许还有顾虑。我是最有条件帮他的，而且我应该认识到他的全部经历的历史意义。假如我那时有现在的觉悟、现在的时间，至少可以帮他看稿子，给一点建议，多留下一点东西，我自己也能了解更多情况，但是没有这样做。直到第二次重版《世纪足音》时，我才负起责任来，真正下了一番功夫，更主要是仔细读了全书，那时才意识到他真的很了不起。在天津那一段，那么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和日本人进行迂回曲折的斗争，既保住了银行财产（也就是中国人的财产），也保住了个人气节，我当时是中学生，懵懵懂懂，完全没有体会到。我平时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在那非常时期，他表现出来可以说得上大智、大勇，有些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他能当机立断，例如书中提到抗战刚刚胜利时，在重病的情况下，从重庆带十万法币回天津的那个情节。与后来的谨小慎微形象不太一样。他本来就是话不多的人，后来就完全沉默。
父亲的历史和想法，对我来说有很大的空白，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可能性填补那些空白。也许永远都没机会了，永远。
父亲资耀华，其人，其事
湖南耒阳田心铺有资家坳，1900年父亲就出生在那里，1916年他从省立三中毕业，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违背祖父最远只许到长沙升学的训令辗转到上海，正好赶上考取了到日本的庚款留学。在日本留学整十年，1926年在京都帝国大学（战后去掉了“帝国”二字，称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回国。
他一生事业的开始是遇到陈光甫。陈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存有他的口述历史。上世纪20年代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私营银行（以别于老式的钱庄），正留意网罗人才。1928年，在一本金融杂志上看到我父亲的文章，谈对现代银行的想法，十分欣赏，就通过熟人约他晤谈，一拍即合，立即聘他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先任调查部主任，很快做出成绩，陈就派他到美国宾州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深造，同时对美、英银行进行考察。1935年回国后，陈派他到天津任分行经理，以后成为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可惜两年后就发生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他奉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保住银行的财产和业务。直到共产党接管天津的十五年是他最艰苦奋斗，也是发挥才干，成就事业的十五年。他对陈光甫大约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怀，所以按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迁往内地，而不在日寇铁蹄下求生存，但是陈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就忍辱负重，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当时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天津还有英、法等租界，是日本势力不能进来的，所以他们都认为有可能在租界庇护下做一些事。但是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连租界也占领了。所以1942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几年是处境最恶劣、最危险的时期。天津的日伪当局以及南京的周佛海（他的留日的老同学）都曾要他任伪职，都被他拒绝，即使任何空头名义也绝不沾边。其中有一次已准备好被抓去坐牢，后来竟化险为夷。但是这一切，我们姐妹当时并没有很深的感受。父母好像大树的华盖，一切风雨都给挡了。淋不到我们头上。现在回想，幸亏胜利来得及时，如果再拖下去，不知什么样的厄运会降临到我家。
我感到父亲身上有很多书生气，有时甚至近乎迂阔，其实比较适合做研究工作。他在做银行时也随时都注意调研，有不少著述。陈光甫在为他的一本书的序言中称赞他“理论与实务融合一炉”，不是虚词。到人民银行参事室之后几十年中主要工作是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一、二辑，这是凝聚了几十人的劳动的巨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父亲作为主要负责人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下放河南信阳时，别的生活用品都不带，只抱着近千万字的书稿资料，打定主意要“我在资料在”。
他衷心拥护新政权，这里有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因为他们一生最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的积弱，特别是留过洋的，更感受到弱国国民的屈辱，做梦都希望中国统一、安定、富强。所以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议上宣布的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多少有泪不轻弹的男儿热泪盈眶，对新政权寄予无限希望。外人和当代青年对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对1949年以后的种种苦难、委屈、乃至残酷、荒诞的承受力感到不可思议，要理解他们当从这句话开始。父亲1948年正好有业务去美国，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大为兴奋，更促使他兼程赶回国。当时很多人慌忙外逃，父亲反其道而行之，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轰动。解放初期他真的是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至于后来，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得失荣辱，也从不议论“小道消息”，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些什么想法，对以后的“世风”究竟知道多少。他可能比一般人闭塞，或者在主观上对一切负面的情况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宁可信其无。但是以他的阅历和对国事的关心，恐怕也不可能对现实全然无知。我亲见他一反常态地大声提到“阿房宫赋”最后那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明他虽然平日无言，心中并非没有想法，而且想得很深。
我的心债：母亲童益君
我父母亲同年，同享高寿，度过了钻石婚，是极难得的。不过我总觉得母亲挺亏的，她在同我父亲结婚前已经事业有成，结婚以后为家庭牺牲了事业，父亲也就心安理得地把一切家务重担交给了她，生活一切由母亲照顾。到晚年，他才觉得抱歉，自传中给母亲专门写了一章。
母亲是浙江湖州人，外祖父当过地方官，当时江浙一带既是鱼米之乡又得风气之先。外祖父对子女的教育很开明，他逝世很早，家道中落。外祖母力排众议，把给三个女儿准备的嫁妆钱都用作学费，让她们上新学堂。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母亲因此就读于江苏省立女子蚕桑专科学校。那是当时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以及女子教育的风气下一些仁人志士开办的新型学校，董事长是黄炎培。理念、教学内容和制度都很前沿。宗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授科学的新法养蚕，然后在全国农村推广，最终改良中国的丝业，加强与日本的竞争力。这很符合母亲的旨趣。母亲在那所学校毕业后又在上海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就步入社会，从事丝业改良工作，最后的职业是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蚕桑科主任。
父母是偶然邂逅，两人经历漫长的十年恋爱。1920年代，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父亲还在日本读书，当时女子事业与家庭很难两全，所以母亲对结婚非常犹豫，父亲却认定了非母亲不娶，苦等了十年，每年暑假回国一次，已经融入了母亲的大家庭中。他们的鸿雁传书后来在文革中灰飞烟灭、片纸不存，非常可惜。1929年母亲为他的执着所感动终于完婚，从此，全心全意相夫教女，完全牺牲自我，在这点上她又很传统。
母亲的气度、见识和才干都不同于一般家庭主妇，我为她惋惜，可能由此产生了逆反心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尽可能逃避家务和柴米油盐。我们姐妹三个都不做家务、不会理家。我常说母亲把父亲惯坏了，其实在这点上她也把我们惯坏了。
母亲常说她与父亲的婚姻是“以道义相许”。他们在大的方面有许多共识，并且在无形中影响我的人生观和性格：自强、爱国、理性、恪守诚信、蔑视权贵、崇尚学问，厌恶纨绔子弟等等，但是母亲那种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想、助人为乐和牺牲精神，我却实在没有能继承于万一，我大概只能做到父亲那样消极的清高自守，洁身自好。我自幼男女平等、女子独立的思想很强烈，当然与母亲的影响有关，不过我觉得已经超出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