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曹景行：无人心插柳“拣来”传媒人生》。曹聚仁是从浙江金华乡野走出来的现代文化名人，因我曾在金华生活过三年，因而对曹聚仁的著作与传记格外关注，书柜里一直矗立着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聚仁后半辈子生活在香港，在我的猜想中，他的子女也应在香
去年5月的一天，与北大温儒敏教授、北师大同事李青春教授一块坐火车去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旅途中闲聊起北京有几位名教授被外地高校为实现博士点“零的突破”高薪挖去任教的事。温教授很为他们遗憾，他说他曾去过某教授所在的大学开会，虽然条件不错，科研经费大大的，但总感到那里太寂寞了，寂寞什么呢？没有北京的“学术气场”。温教授可谓一语道破北京的妙谛。作为知识分子，学界中人，要的就是这一个“学术气场”。气场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一种彼此激发、辩驳、切磋、对话、守望的平台与场景。虽然大家在北京各忙各的，互不来往，甚至互不相识，即使是友人也难得聚面。但由于这个“学术气场”的存在，又似乎彼此离得很近，当在书报上看到某人的名字，就会感觉很熟稔，会想起某次会议曾有一面之缘，如果交换过名片，一起吃过饭，那就愈感熟稔了。这就是“气场”――你会感到你也是北京这个学术中心“气场”中的一分子，你对学术的那一份热爱、愿景乃至责任意识，就会油然而生，时时提醒着你的身份与担当。这就是北京给予你的好处。许多外地学者之所以乐于进京，并不是冲着北京的气候、住房、待遇而来，他们更多是冲着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学术气场”而来。
北师大文学院近年从外地招聘了多位名教授，如台北的龚鹏程、重庆的李怡、济南的张清华、德国的方维规，成都的曹顺庆最近也调来了。他们之所以纷纷加盟北师大，看好的就是北京的文化中心位置与学术气场。我猜想，曹景行先生之所以也想留在北京，吸引他的恐怕也是北京这个“学术气场”吧。
“学术气场”在多数时间是悬空的心理的，是学者之间心灵感应的一种精神吸引与“我思我在”的磁场。但在特定时间，则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大家在同一时间因某种因缘聚集在一起，这是“学术气场”效应充分凝聚与最大化发散的时候。
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有大有小，大的有国际性的、全国性的，有时像赶场那段热闹。听大会固然有收获，但大家对会下的串门似乎更是乐此不疲。住在宾馆，吃好喝好，夜里无事，于是天南地北，三五学人，黑头白发，识与不识，好不容易逮到机会聚在一起，天下大事，学科建设，名家轶闻，小道消息，口无遮拦，滔滔不绝，直至深更半夜，乃至东方既白。第二天坐在会场，难免哈欠连连，梦见周公。在北京，我更喜欢参加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一般是一天的会议。北京交通拥挤，早高峰出门更是不便，因而主办方大致都把开会时间安排在早上八点半甚至九点。会议规模是一二十人，三五十人不等。往往前面坐着“专家学者”，后面坐着“媒体记者”，围绕一个主题，集中一个目标，有中心发言，有即席发言，有插话提问，有讨论商榷，气氛活跃，精神奔放。中午餐聚，正好与自己素所敬仰的学界长者坐在一桌，会上听他的发言已是如沐春风，现在又能零距离向长者敬酒请安，真是何幸之至。须知这样的长者早是国宝级别，平时最多只能在电视上见面，但在北京的“学术气场”中却时不时能与他们零距离接触。
论文答辩
每年五六月是各大高校硕士生、博士生论文答辩的“农忙”季节，不但你指导的学生要答辩，还要被邀参加外校学生的答辩。虽然研究生院要求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从专家名库中随机抽取，但学术圈内毕竟早已知己知彼，同行专家也就是这么些人，因而答辩之前大多已彼此通过电话，询问有否时间参加。如果真按“随机抽取”那样去做，到时候很难找到专家。论文答辩名义上是考学生，实际上是考导师。答辩专家的提问万一把你的学生考住了，张口结舌，答非所问，最难堪的还是坐在一边的导师。所以专家的提问、质疑都会掌握一个“度”，既不失专业应有的品质，又不刁钻古怪。答辩终于顺利通过，散场后学生答谢老师，紧绷的神经已可放松。导师与答辩专家坐在一桌，话题还是离不开专业，或者问问同行之间的信息，学生毕业后的去向。这是“学术气场”颇为温馨的时刻。眼见着又一批研究生毕业，学术薪火承续相传，能不举杯相庆？
茶聚
“茶聚”是台湾学人的说法，即以茶聚友，品茗论道。与茶聚同类的还有“餐聚”，那自然是在餐桌上聚友谈论了。相对而言，北京学人愿意餐聚而少茶聚。北京的餐馆实在太多，举凡中餐西餐、荤食素食、各地口味、各国风味、传统老号，皆汇聚于此。有一本《北京美食地图》的书专门搜集了全市600多家特色餐馆详作介绍。北京的茶馆既少且贵，有名的老舍茶馆，坐上一个时辰，少说也要上百元的开销。另一家圣陶沙茶楼，装修得富丽堂皇，像个皇宫。因而北京学人的茶聚大多是在自家阳台的茶吧。事实上，这里才是散发学术气息的场所。钱锺书有一段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二三素心人培养学问，少不了有一杯清茶净心。周作人《雨天的书》中也有一段妙文：“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徐志摩在给友人的信中念念不忘同样的妙处：“拂拭古简古笺，写三两行字，啜一碗清茶，养生适性，神仙也不过如此。”现在住房条件改变了，住在高楼，阳台南向，冬天室内有暖气，太阳透过玻璃窗照进来，与三两友人，喝清茶，聊闲天，有事谈事，无事谈书，这才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这样的好时光，我在北京多位学人家的阳台上享用过，我也用同样的阳台茶吧（有一个武夷山根雕茶几）招待过多位京城学人，还有远从异域来的学人。正是在这里，碰撞出了我的不少文章题目，包括我的博士生的论文选题。
书市
北京有着全国最大的书市、书展：每年元月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与七八月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至于北京本地举办的“地坛书市”等大大小小有关书的集会，那就更多了。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刻，你背着一个书包，晃晃悠悠，穿梭在书的海洋，绝对能与京城大大小小的学人碰面，那种“不期而遇”的惊喜，或者“狭路相逢”的快意，借用一句广告词“感觉真是好极了”！于是，一起站着交流对新书的看法，打开对方的书包瞧瞧买了些什么书，从中获得淘书的启示。有一次，我在书市上到处寻找白烨编的《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恰巧遇到白烨，问他最近出的这本《纪事》怎么到处买不到。白烨说：这是一本赔钱的书，出版社已换了好几家，从漓江到长江文艺，现在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了。我说从他编的1999年第一本《纪事》起，我每年必购，这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必备书。白烨说，每年编这本书，要从年初开始就一直紧盯着文坛，随时收集资料，做得很累。我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做这件事，出这类书，现在真是太珍贵了。白烨说他动过这个念头，想从“文革”后一年一本选编补齐，但这个追溯历史的工程实在太大，最难的是即便编成了也找不到出版社。那次在书市见到白烨已有两年未面，不知白烨先生的愿景进展得如何？
八宝山告别仪式
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走了，或者一位学界精英突然中年早逝。告别大厅播放着哀乐，空气中弥漫着伤感、痛惜、唏嘘。深深地鞠躬，缓缓地步履，紧紧地握手，默默地退场，这是北京“学术气场”中最为揪心的时刻。在缓缓进入告别大厅和步出大厅的队伍中，你会看到十分熟悉的面孔，甚至多年未见的面孔，但这时候，大家都阴沉着面孔，彼此只是点头示意，不再寒暄，不再交流，而心却是相通的：又一位学界中人就这样走了，留下来的我们，又能为北京的“学术气场”做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