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2月16日《中华读书报》上，有刘士杰先生的文章《中西合璧儒雅温厚――访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文章最后说，屠岸先生“另外还有一本《英国诗选》，这本书工程较大，已经完工了。此书选了从古到今的英国155位诗人的诗583首，书稿已交给出版社。”经过两年辛苦努力的出版工作，这本大部头――改名为《英国
英国诗歌研究界的泰斗王佐良先生曾说“英国诗歌是西洋文学里的一大精华”。既然是精华，从苏曼殊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肇端，中国人一直在阅读、翻译和研究英诗，很多大学英语系开设这门课，不少人像王佐良那样，以此为毕生事业。屠岸还旁及其余，如诗歌创作、戏剧评论以及编辑出版，但英诗翻译的确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持续时间最长（前后达60多年，刨去中间被迫荒废的20多年，实际约40年），成就也最大――《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和《济慈诗选》早就蜚声文坛，而《英国历代诗歌选》则更是他诗歌翻译生涯的总结，无论从他个人意义上，还是从英诗翻译整体意义上，都可谓“集大成”。
此书之所以由《英国诗选》改名为《英国历代诗歌选》，是因为以前有过两部名为《英国诗选》的书，一是卞之琳独立编译的，二是王佐良主编并主译的。那两个选本都是通史意义上的英诗译本，断代史意义上的译本就更多了，如飞白译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查良铮译的《英国现代诗选》、傅浩译的《20世纪英语诗选》之上册。
王佐良可以说是在英国诗歌领域里的头号中国专家，著有《英国诗史》，经他手完成的《英国诗选》则是其姐妹篇，共收315首，差不多是卞选的4倍，从史的角度来看，也更“通”了，前后明显延伸了许多。在莎士比亚之前，有乔叟、兰格伦、斯宾塞和马娄以及一些什名作者的作品，其中“开天辟地”的是英国文学史中已知最早的作品――英雄史诗《贝奥武甫》（选段）。这部分的译者范守义说，《贝奥武甫》“是根据公元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前半期流传在北欧的民间传说，于10世纪末由基督教僧侣，用古英语（西威塞克斯方言）最终写成”。这个说法的问题是：7、8、9世纪这部作品没有流传吗？也有学者，如斯坦福大学的Howard JudsonHall认为，它完成于公元700年左右，最晚不会超过886年（国王阿尔福雷德一统英伦之年），10世纪的那个抄本比较完备，但不是最早的。笔者十几年前上研究生时，曾将此史诗全部译成中文，但至今未遑整理出版。王选在奥顿之后，收录有麦克尼斯、狄・托马斯、拉金、休斯和希尼等八位的作品，即“以20世纪70年代为结束点”。的确，正如王在序中自己所说的，此版“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译诗的新水平”。
诚如是，20年过去了，要看中国的英诗翻译的新发展，得看《英国历代诗歌选》。它的量更大了，将近王选的2倍、卞选的8倍，而王选的译者有几十位，《英国历代诗歌选》则是屠岸先生独力完成的。前后又有进一步的扩容或延伸，莎士比亚之前，在王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霍斯、托马斯・怀亚特、亨利・霍华德、罗利和锡德尼等5位，只可惜，作为中世纪欧洲五大史诗之一的《贝奥武甫》却付诸阙如。希尼之后呢，又增加了克瑞格・瑞恩、詹姆士・芬顿和西蒙・阿米蒂奇等3位，最后一位是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相当于中国的“中间代”。
为了任何好的选本，都不能光凭选者一己之好恶、一时之褒贬，还要照顾到不同的风格和取向，这就是卞之琳所说的“主客观的平衡”。卞说，他选本中的“大部分都见于任何一个通行选本，小部分则是一般选本里都难找到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同样，王佐良说，他所选的“绝大多数是公认的名作，但也选入了若干不见于其他选本的诗篇”。其实，卞选中的作品，在稍微大一点的选本中就都能见到，当然，那样的选本就可能不是通行的了；王选中确实出现了“若干不见于其他选本的诗篇”，但毕竟只是“若干”。两人都有名家名作的情结。
而屠选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陌生作品，如前面所列举的8位，在很多人眼里，可能都属于“小诗人”。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在一切诗选里，总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只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屠岸兼容并包了许多小家，他们在本国诗选里都难有出头之日，但在如许重要的中国选本里偶露峥嵘，在汉语舞台上有机会做了一番表演。
尤其是好几位女诗人的出现，让人对这一选本有耳目一新之感。原来，英国是所谓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从16世纪开始，就有许多“蓝袜子”（简・爱那样的平民甚至贫民出身的女性知识分子）拿起笔来舞文弄墨、自铸伟词，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大部分是因为她们与男性大诗人的近亲关系）玛丽・兰姆（查尔斯・兰姆之姐）、伊丽莎白・布朗宁（罗伯特・布朗宁之妻）、艾米莉・勃朗特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但丁・罗塞蒂之妹）等，还有玛丽・伊・罗宾孙、玛丽・泰伊、菲丽西亚・希曼斯、康斯坦丝・内登和丝蒂薇・斯密斯许多位。在以前由男性书写并主导的文学史中，这些女诗人都被忽视、被遮蔽了；随着女性主义的勃兴，她们得以重见天日。她们之所以在屠选里纷纷占有一席之地，还得感谢屠岸的女公子章燕教授。他自己承认：“我访问英国时，女儿为我提供一些我从前没有接触过的英国诗人的作品，其中有好些人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及现代主义时期诗坛上的活跃者。”（见本书“后记”）。章燕是英诗专家，翻译得少，但研究得多。本书中有少量诗作是她翻译的（用笔名屠笛），大部分作者简介是她撰写的，她还为本书做了长序。或许是女性的缘故，尤其是好强的女性知识分子，章燕非常关注英国历代女诗人，一方面为她们鸣冤叫屈，一方面为她们鼓与呼。她在“序”中为英国女性诗歌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她说：“复合的乐音中怎能没有女性的歌声？她们发出的声音是不容忽视的。”还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女性诗歌已经燃起最初的火花，但尚未引起人们注意。17和18世纪涌现出不少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其中不少人创作了诗歌作品，受到当时一些评论者的关注，这些女性诗歌使得那最初的火花陆续燃放出动人的光彩。”19、20世纪则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屠选不仅在主客观之间而且在两性之间达到了平衡，否则，泉下的小诗人们可能没有意见，但在世的女权主义者可不会答应。这两种平衡，哪怕是前者，在卞选中很难说存在。卞之琳一共选了30位诗人，但女诗人只有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性别上形成严重的不平衡。他又有“六不选”原则，其中第一类（宗教）和第二类（神异）被放弃，太可惜，因为，宗教、神学和神秘，是欧洲诗歌固有、广泛而持久的传统，美国的书店都为这一类书专辟一区。米尔顿的《失乐园》就因为其宗教性而落选，只代之以《为毕亚德蒙特晚近发生大屠杀抒愤》；柯尔律治则因其神秘性而一首都没有入选，以至于公认的浪漫主义六大诗人只剩下了五位。笔者以为，卞之琳的选政未免过苛，其个人性太强，而客观性较弱。屠岸的诗人个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抑制，一方面“不排除个人爱好”，另一方面“考虑到诗人的重要性、作品的价值、影响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使其选本的客观性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真正“能反映英国诗歌（以抒情诗为主）的发展轨迹”。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服膺并领受济慈的美学概念“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这是诗人在感受客体时将自我客观化的能力，从而使诗歌创作成为自我自然外化的过程，达到物我两契的境界。屠岸将它移植到诗歌翻译中，认为那是指“实现两个灵魂（作者的、译者的）的拥抱、融合”。（见“后记”）不妨说，他的选政也贯彻了这一理念。
屠选还有一通史意义上的好处。卞选可能是因为篇幅小，一股脑儿的，没有分类或分期；王选按照英语的发展阶段，分了三期，即古英语、中古英语和近代英语。对于不谙于英语史的中国普通读者来说，这种分法会让他们觉得摸不着头脑，而且也嫌粗放了些。屠选以世纪分，显豁而更具体些。就如同一部通史是由几部断代史组成的，分与合在时间序列上达成了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