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在本国并不被看好甚至罕有人知，而在国外却一路走红，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我们常常能举出许多例子。中国的小说《玉娇梨》、戏剧《赵氏孤儿》与寒山诗在国内原本知名度并不高，但一旦飘洋过海进入法、英、美等国，却被看做是中国文学的典范，翻译、改编本层出不穷。在西方文学史上，类
肯尼迪的小说《第五区的女人》（The Woman in the Fifth）自五月份在法国出版以来，已销售了20万册，并在畅销书榜上稳居高位。但在美国的读者却很难找到该书，因为他在国内不仅找不到愿意给他出书的出版社，而且销售商也不愿给他的书提供上架的机会。因此，有人称他是“在美国不知名的最成功的美国小说家”。对此，肯尼迪本人并不在意。他说：“许多人都应该有我的问题。我的书在全世界的所有英语国家里得到出版，除了美国。它们被译成了18种语言，包括罗马尼亚语和立陶宛语。我在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维尔纽斯有很多的喜爱者。”《第五区的女人》是部国际题材的爱情与惊险合璧的小说，背景设在巴黎。男主人公哈里・瑞克斯（HarryRicks）是位美国的大学教师，因与一位女生关系暧昧而丢了职又离了婚。他随后来到了巴黎，作为非法移民在移民扎堆的第十区的破败角落里生活与工作。他遇见了一位美人，但她仅愿意每周在较为整洁的第五区见他几个小时。后来，曾中伤过他的人一个个遭遇“事故”。警察将之归罪于哈里，而他则开始怀疑自己所爱的女人并非他表面所见的这么简单。据作者自己说，其小说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巴黎，透过的是移民的视角。这些人生活在这里，但很少与法国当地白人打交道”。作者透露自己的下一部小说《离开这个世界》（Leaving the World）的背景是波士顿，叙述者将是位女性，我们预祝他在自己的家乡交好运吧。
最近，阿根廷出版了本《博尔赫斯》（Borges,by Adolfo Bioy Casares，andedited by Daniel Martino）的传记。博尔赫斯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阿根廷的著名诗人与小说家，其作品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著作，拉丁美洲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才为整个西方世界所传诵。该书以拜奥（Adolfo Bioy Casares，1914-1999）的日记手稿为基础编辑而成，是一本有着1664页的巨著。拜奥也是位阿根廷的知名作家，但他更为外人所知的恐怕是博尔赫斯的至交与合作者的身份。该书的编辑丹尼尔・玛帝诺指出：“拜奥的日记打开了一个广大的天地，他记录下了与博尔赫斯谈话的内容，这些与他描写的日常生活及其对所作所为的不断审视相得益彰。”拜奥与博尔赫斯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苏格兰作家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为约翰逊博士撰写的传记，两者都是传记主人的密友，而且都是以详细记述名人言行见长。
据说，在博尔赫斯的视力每况愈下时，拜奥会给他念一些作品，然后他们予以评论。有趣的是，这两位文学热爱者对所读文学作品的看法都比较刻薄。例如，他说福楼拜的文体笨拙、“官僚气”窒息了读者的兴趣；雪莱爱写复杂诗行，让人厌恶；拉伯雷“低劣”；爱略特连蔑视都不值得；托尔斯泰烦琐，《战争与和平》仅读其战争部分就够了；波特莱尔荒谬，把邪恶套上光环，仰慕他就是蠢材。对他人作品难有美言，一概否定，博尔赫斯的解释是：“若仔细阅读，也许每位作者都能露出蠢相。我们自己也同样。”对此，拜奥的夫人说：“随着岁月的推移，他越来越不喜欢不属于自己的作品。”关于文学的本质与评价的标准，博尔赫斯也有惊人之语。例如，他说“爱情并非是文学的合适主题”、“看一首诗的好坏要看它是否便于记忆”等等。他还进行跨时空的文学比较与联想，如认为作家卡夫卡与耶稣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类似，面对死亡，苏格拉底是位绅士，而耶稣却是寻求同情的政治家；美国的现实主义揭示的是些实施暴力、粗鲁、下流的人，作者即为其中一员，而法国现实主义却总是在讽刺挖苦，作者与现实因此拉开了距离。
在个性方面，博尔赫斯也挺有意思。他没有女人缘，对曾善待过他或给予他热情支持的人们，他也不一定知恩图报，有时甚至还让他们扫兴而去。例如，1971年牛津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并为此举行了一个晚宴，在座的有美国诗人洛威尔（Robert Lowell,1917-1977）与英国女作家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但博尔赫斯装作不认识他们。他不愿意谈自己的作品，更讨厌人们问他某个作品所表达的思想，称“我不是个信使”。他还很蔑视女性，在多次访谈中道出了对女性非常露骨的传统偏见。有人认为正是这些令人不快的观点使他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笔者常听人说文如其人，或先做好人才能作好文，但事实看来并非总是如此，文和人实践证明是可以分开的，钱锺书所谓的“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一定要见生蛋的母鸡呢？”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个理。在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风行了这么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作家传记批评的老套路总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吧。
最后谈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现代器物：物质文化与中国的日常生活》（Things Modern. 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by Frank Dikotter.C.Hurst）。西方的经济史专家大多认为，1949年前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非常缓慢，基本上局限在通商口岸，阻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即贫困导致的低购买能力与中国社会内在的保守心态。因此，他们认为事实上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非但未受到破坏，反而继续繁荣。现在，历史学家弗兰克・迪科特就此收集到了大量新的证据并提出了新的观点，批驳了“保守的中国人排斥西方消费品”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对现代性与消费品的热情异常高涨，不但购买进口货来取代传统的物品，而且很快就开始予以仿制并出口，或者把这些舶来品加以利用并改造成为地方产品。他举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了如藤椅、纽扣、电筒与电池、西式镜子、热水瓶、脸盆、黄包车、自行车（及其改造产品――人力三轮车）、皮鞋、玻璃窗、煤油灯甚至电灯、听装食品、冰激凌、纸包糖果等外国产品如何在中国大受欢迎，并逐渐得到普及。他还对其中的一些产品的渊源作了探究，非常有趣。如据他考察，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无处不见的黄包车最早是于1868年由美国传教士在东京发明的，6年后一位法国商人把它带到了上海。不久，中国就予以了大量生产，橡胶轮胎、车铃甚至玻璃汽灯等附件也随之被引进，难怪老舍先生说骆驼祥子拉的是“洋车”！
迪科特材料来源丰富多彩，举凡官方报告、回忆录、游记、小说以及视觉材料等等无所不包，证据似乎非常确凿，虽然与似乎更权威的《剑桥中国历史》唱的是对台戏。然而，据笔者的有限阅读及生活经历，迪科特这本近400页的巨著希望传达出来的“现代消费品在近现代中国的普遍渗透”观点似乎有些走远了，如我们稍微考虑一下如下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市场”喊了已有30年，但这个“潜在”至今还未能“显现”多少，据说美国沃尔玛在中国的销售量至今仅占不到全球的1%，而近30年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