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随着新教育的迅速扩张，学者们的撰述，多在专著、演说、教科书三者之间自由滑动。专著讲究深入透彻，教科书追求条分缕析，演说则突出大思路，需要的是急智、幽默、语出惊人。三者各有各的特殊功能，也各有各的论述策略，很难强分轩轾。如果用最简要的语言来描述，“演说”的特点大致是这样的：表达口语化
走出校园，面对公众，就自己熟悉的专业发表公开演讲，而且借用速记、录音或追忆等手段，将“口说”变成了“著述”，此举既存在陷阱，也自有妙用。记得1962年，牟宗三出版演说集，题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其《小序》称：因讲课时间限制，“逼迫我作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而这样做不无好处，因为，对于著述来说，“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推而广之，所有精彩的演说，都可作如是观。惟其篇幅短小，讲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弃，故面貌清晰，锋芒也更加突出。在一个专业化成为主流、著述越来越谨严的时代，此类精神抖擞、随意挥洒、有理想、有趣味的“纸上的声音”，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谈及在近现代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演说”，不妨将其视为“古树新花”。说“新花”，那是因为晚清方才出现的在公众场合就某一问题发表见解、说服听众、阐明事理的“演说”乃舶来品，源于日语，意译自英语的publicspeech。至于“古树”，则有高僧大德的讲说佛经，以及说书艺人的表演故事。此外，我还想引入宋明书院的“会讲”。
熟悉传统中国教育的朋友，多对宋明书院的“会讲”心有戚戚焉。这里有大师主讲，也有同学论辩，其间异说蜂起，群流竞进――如此不拘一格畅所欲言，在我看来，是思想自由、学问推进的关键所在。据说，面对“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的提问，明人吕泾野是这样回答的：“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从书院的教学形式，迅速上升为治国方略，这既是一种道德承担，也是一种自我期待――即相信“学为政本”，书院里的谈玄说理、寻幽探微，终将深刻地影响一时代的社会风尚乃至政治走向。
谈论现代意义上的“演说”，之所以刻意将其与传统的“会讲”绾合起来，目的是凸显此举在传播知识、普及教育之外，还有交流、对话乃至辩难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所谓“讲学”，本身就应该是“众声喧哗”――演讲者既与往圣先贤对话，也与在场或不在场的听者论辩。但在实际操作中，台上台下，地位很不平等，演讲者充分掌握着话语权，提问的最多不过是“将一军”。于是，本该唇枪舌剑的“辩难”，变成了温文尔雅的“请教”。
众人合撰演说集，起码在形式上，构成了虚拟的“会讲”现场，多少弥补了上述缺失。作为个体，演说早已结束；作为读者，则争辩仍在继续。是否真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端看演说者有无鲜明的学术立场。这正是本书的魅力所在――入选诸君，其政治立场及学术思路，有我极为赞赏的，也有我很不以为然的；但无论哪一家，全都精神饱满、棱角分明，极少乡愿语。了解中国语境者，当明白，此点殊为难得。参照阅读这些立场迥异的演说稿，如亲临“思想交锋”的现场，不仅“刀光剑影”，更有“鸟语花香”。
如此五彩斑斓的“演说”，无论怎么概括，都是挂一漏万。正因此，我只想说三句话。第一，“直面惨淡的人生”――将鲁迅的感叹，用在这些走出书斋，深入民间疾苦，关注国家命运的学者身上，我以为是恰当的。第二，偏重社会科学――撇开遥远而优雅的“国学”，专注迫在眉睫的当下，从“主义”转到“问题”，从文化/思想转为社会/实践，自有其特殊魅力。第三，多尖锐的呐喊与严苛的拷问――与此相适应，阅读这些“带刺的玫瑰”（而非“十全大补”的糖浆），其效果必定是爱恨分明。
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并组织了这些学术演讲，我认同其基本理念――“知识要与社会实践结合，学者须为平民百姓服务”，更欣赏其奋斗精神。眼看着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研究生，步履艰难地跋涉在“文化传播”的泥泞小路上，真是感慨遥深。十五年前，意识到商品经济大潮将对学术研究造成巨大冲击，我曾和钱理群、葛兆光以及香港学者陈国球、王宏志、陈清侨等，自己凑钱，办起了学术集刊《文学史》。当时的想法是，像1930年代的学者那样，“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结局可想而知――集刊只出了三册，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好多了，年轻一代肯定能走得更远。但全靠热血沸腾的书生，来从事思想、学术、文化的传播，实在是困难重重。此举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只能套用陆游的诗句，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或许，被聪明人弃之如敝屣的“理想主义”这个词，仍然“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值得今人仔细品味、珍惜、赓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