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聂震宁约定采访地点时，他发来一条短信，里面除了具体门牌号码外，还把坐地铁从哪个出口出，走多少米拐弯写得清清楚楚。一望而可知这是个心细如发的人。
几年前，其带领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年营业额翻了将近四倍。今年4月又刚刚走马上任，接
过中国出版集团的重担。
言谈中，聂震宁不掩自己对出版工作的热爱，他说人生大事不过一二，如果能把中国出版集团的工作做好，便足矣。
读书报：很多人熟悉您，都是从您的作家身份开始。从作家到出版人的转换，您无疑是十分成功的，能谈谈您对自己这两种身份的理解吗？作家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对您担任出版工作有什么影响？
聂震宁：我得到好评的小说作品，一般理性色彩比较重，当然，也不乏细节的感性。所以我是偏重理性思维之人，无论是当作家还是现在的企业管理者，理性思维都贯彻其中。作家生涯对我后来工作有一些影响，但不大，硬要说，大概有几点：一是创新精神，好作家“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写小说时，曾经给自己定过一个原则：走自己的路，不能重复别人，甚至也不重复自己；二是想象力，人们都说作家需要想象力，其实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样需要；三者，写小说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写，培养了我的耐心，做企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意志力。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作家的学习能力，写什么要像什么，不学习不行，涉猎面自然要广一些。
读书报：在您带领下的中国出版集团，您希望它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和风格呢？中国出版集团下一步的发展思路会是怎样的？
聂震宁：集团新领导班子对四个月工作做了一个小结，有三点说法：一是“及时到位”，二是“讲求效率”，三是“全面提速”。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五年，好比一个硕士一个博士读完了，现在到了交答卷的时候。通过这五年的摸索，我们有了经验积累，找好了发展方位，现在必须全力贯彻实施。至于我的管理风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前面说的三点做好就不错。我比较主张对企业进行文化管理。文化管理是建立在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基础之上更高层次的管理，是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的管理，它可以提升经营管理质量，也是出版业的务本之道。
读书报：现在政府在大力推行出版物“走出去”战略，您认为“走出去”除了单纯的版权产品输出外，还有哪些含义吗？
聂震宁：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其核心是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走出去”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表现为中华文化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把握和实践的展开。中华民族文化需要自强，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需要良好的国际文化交流，需要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这是文化的自觉。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文化这个载体帮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版界应当有我们的文化自觉，不能把“走出去”看成是国家交给我们的额外任务。“走出去”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出版业不是一般的产业，而是文化产业，在文化的建设和交流当中，就要有自己的责任，要有自己的作为，要有自己的成效，还要有自己评价成效的办法。
读书报：您所说的文化自觉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具体到集团日常工作当中，在追求经济效益同时，怎样实现这样一种文化自觉呢？
聂震宁：我们把“走出去”的业务作为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部署、落实、检查。每年度对各成员单位的双项业绩考核时，“走出去”也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有它的考核方法。同时每年在选题论证时，对版权输出都有专门研究。对未来五年“走出去”的各个环节，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些规划设计。
读书报：在市场拓展方面，短期内中国出版集团会有哪些举措？
聂震宁：我们在海外有7个代表处，还有14家合资经营的书店，下一步要把代表处公司化，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完成机体制改革。进一步创办3至5家合资书店，并把它们办得小有规模。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们要和法国巴黎的出版商、以及澳大利亚的一家书店合资签约，在巴黎和悉尼合资创办两个出版社。这两个出版社以我们的版权输出为主。通过这些举措，尽快建成海外连锁经营网络。
读书报：据您观察，目前中国“走出去”的空间有多大？
聂震宁：国际市场目前对于中国文化产品有相当程度的需求。举一个中文图书输出的例子，我们可能不会想到目前美国对于中文图书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一方面，学汉语的人在增多，另一方面，美国有很多公共图书馆，只要社区内有一两个中文读者的需求，它就可能要配备一批中文图书。我们的市场空间还非常大，有很多可为之处，但是我们的主动推广还不够，尤其是针对人家的图书设计还不够。企业应该培养需求，培育市场，目前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读书报：现在“走出去”的战略才刚刚起步，版权贸易逆差非常大。要改变这一状况，文化底蕴的积累非常重要，但这是需要长期培育之事。那么作为出版机构而言，在当下可以寻求哪些突破点？
聂震宁：要完成文化自觉和市场拓展，需要全球化思维。从理念上来说，应该有一种文化趋同和文化自主的有机结合。所谓文化趋同，指的是价值观、道德观、审美情趣、行为准则，世界各国文化在许多方面会逐步地有所趋同，这是良好交流和形成共识的结果，但这决不是抹杀文化的特质，所以我们还要强调文化自主，这是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两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到经营行为上，也需要全球化思维。目前世界经营的环境和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中提到使得世界变平的十大因素，概括起来是两部分，一是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变化，一是传统业务的拓展。现在我们的出版“走出去”，基本上没有一个适应当前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方式，明显落后于这个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从传统业务拓展来说，业务外包、业务内包、离岸经营、连锁销售这些拓展模式，我们也很缺乏。有一些计划，也还处在设想阶段。
读书报：在设计“走出去”选题时，主要考虑国际市场的需要，还是内外兼顾？
聂震宁：我们尽量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来安排，这样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差距很大，版权输出需要营销，要根据顾客的需求，市场的需要来制定选题。所以还是要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市场。什么事情都想一举两得是不现实的。
读书报：现在台港有些出版社常常将内地引进的图书作二次引进，出繁体字本，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聂震宁：我觉得这是一种减少双重引进的很好的方式，也说明我们在出版物引进方面形成了某些合力。但是在输出方面这样的合力还没有形成。华语文化圈应该凝聚力量，共同实现文化自觉的目标。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在北美办了一些很成功的中文书店，下一步我们会和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合作上的考虑。
读书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曾经就出版“走出去”提出过一些有影响力的提案，现在政府和出版机构各自应该作些什么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呢？
聂震宁：2003年，我作为政协委员时曾提出，政府应当设立资金支持版权输出。联名提案的委员有陈晓光、陈建功、张抗抗、唐浩明、汪继祥、苏士澍、赵昌平等20多位，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2005年，针对海外中文书店过于弱小的情况，我联合一些委员提出应当鼓励企业到海外建立中文书店的网点，政府应有专门政策和专项资金予以支持。这个提案没有反应。我以为，我们在文化产品输出上是后发国家，就不能按照通常的速度循序渐进，应当有跨越式的发展。要跨越，就必须有战略布局，有具体有力的措施。如果完全成为企业的自主、自然行为，发展将非常缓慢。经济领域的外向型发展就有很好的经验可资借鉴。政府和企业应当形成合力，才能实现这一跨越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