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饶有兴趣地读完《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陆益龙、徐新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一书。作者是现正在日本研究并教授人类学的韩敏教授。这本书以国外流行的人类学的角度，以宗族的诞生、延续与变迁为经，以社会与时代的风云变化为纬，解剖了淮北平原黄河故道上一个叫李家楼村子里
引起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或者说合上书令我思索的，不在于它的学术价值（因那自有专业懂行的专家的公论），而首先在于它的写作态度与角度。
先说态度，这本书的作者韩敏女士从1989年10月到2000年8月，经过11年先后6次，总耗时30余个月，深入李家楼，吃住在那里，追踪采访了近300人，进行了一一的口述笔录，工作量实在不算小，方才令人信服无可争辩地梳理清楚李氏宗族长达600余年绵延变化的来龙去脉。正是基于这样耗费时日与精力的扎实努力，这部学术著作才写得并不那么枯燥，相反里面有许多生动细腻的情节细节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其中李家楼大地主李云廷解放前后命运跌宕，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死于自家庭院的叙述，那种冥冥人生中宿命一般前后的铺垫照应、宗族间经济的分化导致人性的矛盾，夹杂着政治分野而酿造出的代际之间的仇恨，历史浓重影子的笼罩、时代变迁的风雨参与个人和宗族命运其中，是小说一样的质感丰厚的东西。作者和李氏后人一起乘坐他开的手扶拖拉机颠簸到30公里外江苏铜山县境内的老庄子查阅并搞清族谱，又在两公里外的朱楼村的石桥栏杆上发现李氏始祖石碑，然后帮村民认清碑文，一一抄录，重新刻碑矗立于村头，真的是如田野之风习习扑面，真实而生动。
我想起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们现在已经不大讲究生活和文学之间源与流的关系了，特别是我们的报告文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风靡的所谓全景式的报告文学，一大厚本一大厚本地出，比赛着谁更厚，却都是速度奇快，洋洋万言，倚马可待，其许多是凭着现成文字材料的照搬，和网上收集拼凑的材料而成的，注水与虚肿，可想而知。
毋庸讳言，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有各自潮起潮落的客观规律，我们的报告文学发轫并鼎盛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大约这十年时期。90年代以来，虽也有优秀的作家在坚守，间或也有好的作品涌现，但高潮毕竟已经过去，很多作品不仅质量上不足一观，而且货色本身就十分可疑。这和我们报告文学创作的态度在大面积上坍塌确实相关，严重地败坏了报告文学曾经拥有的声誉和品质，倒是如《回应革命与改革》这样的社会学的学术著作，学习并躬身拾起了报告文学应该具有的精神与品质。这种首先重视深入第一线实地深入调查研究的态度，在国外的人类学研究中称之为“田野调查”。其实，这样的传统，并不为韩敏独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杨茂春的《台头――一个中国的村庄》、许?光的《祖荫之下》等先辈的经典榜样。对比我们现在充斥在报刊上和书籍中的报告文学，却成了“见光死”一般，迅速被人遗忘，甚至根本就不曾被人阅读，上述那些著作却历经半个多世纪漫长岁月而魅力不衰。这当然和他们所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有关，但和他们的态度与操守也相关。如今，与“田野调查”相对应的，是我们今日越来越多变成了“宾馆调查”和兴师动众的豪华采风。
态度确实决定一切，态度从一开始就决定着报告文学的走向，而不仅仅是写作的角度。我们当下某些报告文学更愿意如风追马、蝶恋花一般追逐热点，或者索性丢下斯文不管，将报告文学如同卖肉一般卖个大价钱，其功利性浓重的表演，甚至商业色彩毫无遮掩的贩卖，便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便难以寻找到如韩敏一样宗族民族志的新颖角度，去试图勾勒我们伟大民族更宏大更丰厚的形象，去试图触摸我们民族更深刻更隐秘之魂。
韩敏教授的著作，期冀能够以一个皖北小村庄的宗族变迁史回应中国几百年历史的革命与改革，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我们的报告文学，应该回应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否则，当下报告文学的颓势将难以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