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晚年回忆他当年求学的生活，非常激动地说到过这么一件事。他1930年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自己的一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的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
王淦昌先生提到的这种情景，费孝通先生的几位学生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也都碰到过。史张胡三位在费先生的培养下，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1943年，费先生到美国后，亲自将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如史国衡的《China Entersher Machine Age》、张子毅的《Earth bound China》。这些学术成果都很有影响。而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30岁出头。两位著名教授，都主动为学生翻译论著，而且，毫不声张。如果没有那么一点胸怀和境界，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义举”的。我说它“义举”，是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似乎，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指导研究生深造的，是谓“导师”，可是，不知怎的，忽然之间，“导师”变“老板”了。现在的不少研究生，张口闭口都是我的老板如何如何。当然，这也可能是流风所及，因为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的官们，也是被称为“老板”的，尤其是他们的秘书，也总张口闭口我们老板如何如何。“老板”之下，也就完全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当然是讲求投入产出和效率优先的。
于是，教授“老板”的投入就不能没有产出，并且要“利润最大化”――尽管他的投入，国家已经给予了相当的“回报”，但是，他们又都是非常注重“微观经济学”的，在自己学生身上的投入，也一定要寻求产出，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如今，不要说很难看到导师会悄无声息地将学生的论著翻译后发表，“潜规则”是，学生的论著，不论合作、指导与否，导师的大名是必须要挂上的，而且还得是“第一作者”。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导师是既不“导”也不“师”，只是把学生当作廉价的劳动力，学生也自嘲读研即是“打工”，导师则俨然“老板”做派。
当然，在吴有训和费孝通先生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义举”，在他们看来，这是为人师者所做的一件“不值挂齿”的小事，或者说，培养学生、提掖后辈，是为师者、为长者所应该做的，与“义”无关，是师德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