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为《山西文学》选编了一本书，叫《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选的大都是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旧时代文化人为人行事的文章，有的是亲历，有的是探究，有的是考稽。即如用作书名的这篇，就是钱钟书的清华同班同学常风先生写的。
常先生的这篇文章，当初还是我约的。先前我跟常先生并不相识，相识的是他的
常先生五年前就去世了。今年7月，书出来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开出寄样书的单子让我看，我一看，寄的还是常风，便划去写上郭先生的名字。过了几天，郭先生的女儿打来电话，一是感谢我的寄书，二是问可不可以再要几本，她说了个数字，我说可以，编辑部有个年轻人在山大读硕，回老家去了，等她回来让她送去就是。
那年轻人一时回不来，这事儿就拖下来了。当时我是那样说了，心里总觉得，这事儿还是我来做更恰当些。毕竟是老师嘛，弟子礼还是要执的。
正好前天有个会在省社科院开，社科院在并州路上，往南不远就是山大，机关的车子把我们几个人送到社科院后，我让司机再辛苦一下去趟山大。书，已经带上了。事先打过电话，进了常府，还是那个熟悉的书房，郭先生已端坐在沙发上等着了。郭先生的耳朵更背了，眼睛也不好使，她女儿说了几句，我看郭先生似乎并没有弄清我是谁，便拿起茶几上的纸与笔，写了我上学时的名字。郭先生拿起凑在眼前看了，一下子激动起来，几乎是突兀地说：
“安远同学，我要向你道歉！”
我一时不知所措，郭先生有什么向我道歉的呢？
“几年前你来过，问我一个问题，我说无可奉告，你听了拂袖而去，我心里很难受呀。你要理解我，那时常先生病重，我心情不好，才那样说的。你走了，几年也不来我家。”
我和她女儿都糊涂了。常先生去世后，我曾来家里吊唁过。再说，什么情况下，我也不会拂袖而去呀。
“就是的，”郭先生面带戚色，几乎是悲伤地说，“去年冬天，山大开个传记文学会，李维永来家里看我，说你也在会上，我很想让你来我家一下，向你道歉，可我怕你不来。”
她说的李维永，是李健吾先生的小女儿，他们两家是通家之好，常先生、郭先生和李先生，均为当年清华的同学。不同处是，常先生和李先生是西洋文学系的，而郭先生是历史系的，跟吴晗是同班同学。
我羞愧地低下头，传记文学会在山大开了几天，我确实没有想过来看看郭先生。
“安远同学，我真心的向你道歉！”
什么事呀，肯定与常先生有关，可常先生去世已经五年了，什么事让她老人家五年来耿耿于怀不得释然呢？我总也想不明白，在她女儿的提示下，我在纸上写了“我早就忘了”。郭先生看了，指指自己的嘴，说牙全掉光了，问我能听清她的话吗？我点点头，她欣慰地笑了。至此我才意识到，她反复说的，只是要向我道歉。又拉住我的手，要我往前靠靠，我靠过去，她往前凑凑，眼睛几乎贴住我的脸，从这边看到那边，末后说：
“安远同学，你还跟学生时一样年青！”
这是一位98岁的老人，是我祖母辈的人了，多少年来，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话。一时间泪水模糊了双眼，又不敢在老人面前落下来，抬头看见墙上常先生的遗像，站起来跨前一步，深深地鞠了三躬。时间不早了，司机还在楼下等着，该走了。俯下身，握握郭先生的手，指指窗外。见我要走，郭先生挣扎着要站起来，我按住了，连声说：“你老人家保重，保重！”这次她听懂了，满脸慈爱而又忧戚地点点头。
一连两天，郭先生那慈爱而忧戚的面容不时在我面前闪现，我也一直在想着郭先生的道歉。什么事呢？就在写这篇文章前，突然想起来了。常先生去世前一两年，我怂恿《太原日报》的一个女记者，为常先生写部传记，曾陪同这个女记者去过常府两三次。不久常先生去世了，这事儿也就搁下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吧，我问郭先生，钱钟书写给常先生的那首诗的诗题中说，“才人失路有引刃自裁之志”是怎么回事，郭先生当即答道“无可奉告”。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件事。若真是这事儿，那要怪我，常先生躺在病床上，眼见时日无多，我竟问了这么个不恰当的问题。要道歉的，该是我这个蠢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