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杂志中的唐?书话

　《幸福》封面

唐?在《晦庵书话》的序中说过的关于书话的散文因素的“四个一点”那段话，被作文者引用得近乎滥了，倒是另一段话似乎很少有人注意――“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万象》在内而写的书话。”这里说的《书话》是1962年出版的，比较好找，而解放前的报刊杂志就不那么容易找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有的念头，我想找找49年之前原载唐?书话的刊物。唐?写书话最早刊载的《万象》杂志（1944年），我存有，也写过；《文艺春秋副刊》（1947年）是一本小型杂志，上面也有唐?书话，我也写过。《文艺复兴》杂志（1948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刊有唐?《新文艺的脚印――关于几位先行者的书话》，我还没来得及写。我是准备找到一种写一种。

这里要说的是《幸福》杂志中的唐?书话，比起上面的几种刊物，《幸福》的知名度低得很,它在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属于无名之辈。《幸福》1946年4月创刊于上海，小32开本，每期90页到120页不等，封面艳丽，出到第26期终刊。这一期的封面由麦杆设计，开始的内容比较杂，越到后面文学作品越多，是本以文学为主的综合刊物。作者有赵景深，施济美，施蛰存，姚雪垠，戈宝权，王统照等。主编沈寂，当时才是20出头的文学青年，写有多部小说，已小有文名，被称为“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坛浪漫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我过去藏有《幸福》，还藏有几本《幸福世界》，一直没把两者连到一块，直到读了陈青生的《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才明白它们是同一种杂志。陈青生在书里有一条注解――“据沈寂先生说：《幸福》出版最初的两期后，被从大后方返沪的刘以鬯看到。刘以鬯早先在大后方也办有同名期刊，有政府颁发的出版许可，并有意在抗战结束后迁沪续出该刊，故托人告知沈寂。按当时政府的有关规定，刘以鬯的《幸福》获准登记出版在前，如在沪续出，沈寂主编的刊物便不得使用该名。为此，沈寂便自第三期起将刊物易名为《幸福世界》。不久，刘以鬯认为沈寂的刊物办得不错，便打消了在沪续出《幸福》的念头，且托人告知沈寂。沈寂遂从第六期起又恢复了《幸福》刊名。刘以鬯以后也成为《幸福》的主要作者。”

这条注解有一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幸福》从第三期改称《幸福世界》是对的，但“沈寂遂从第六期起又恢复了《幸福》刊名”就不对了，是迟至第二十期才改回《幸福》的，也就是说，这本杂志的1－2期，20－26期叫《幸福》，3－19期叫《幸福世界》。还有一细节不为人知，3－19期的《幸福世界》中有几期的封面只有“幸福”而无“世界”字样（虽然在版权页注明是“幸福世界”，但出版者的用意很显然的）。还有的是把“世界”写的很小，不注意就以为是本叫《幸福》的刊物。期刊的版本历来不受重视，不得不多加小心。

唐?的书话发在第23期（1948年12月），是四则短小的文章――“自费印书”，“旅程”，“王一榴插画”，“浮斯德献诗”。这四则书话除了“王一榴插画”，后均收入《晦庵书话》。“自费印书”题目未变，“旅程”加了书名号，“浮斯德献诗”改为“《浮斯德》献诗”，过去老的排版对书名号比较马虎，可用可不用，不用有的地方就令人胡涂，如“自费印书”最后一句“我藏有学文数册，他日有便，当将海盗船借归，就野狗异同，细细校勘一番也。”这里面应该有三个书名号，旧书刊版本熟悉的读者不至于被难倒，为难的是不太熟的读者。“自费印书”的文字收书时，唐?作了不少改动，可以看出这些改动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现在读者的阅读水平，古僻生字都改没了，句式尽量向白话靠，唐?书话的风格是从古书题跋那转承下来的，改来改去，离题跋远了，离散文近了。

“旅程”收《晦庵书话》时也像在《幸福》初载时一样，排在“自费印书”后面，这两篇书话很可能是前后脚写的，拆开就不妥了，因为第一篇有云“昨于巴金案头，得见孙毓棠所赠海盗船一册，亦为自费印行者。”而第二篇开头就是“巴金又藏有邵冠华旅程一册，亦由作者自费印行”。如果两文不紧挨着，那个“巴金又藏有”的“又”字就显得多余了。

“浮斯德献诗”收书时文字亦略有改动，标点的改动有一处很是典型的搞笑，原文是“令人兴西施嫫母之叹”，改成“令人兴西施、嫫母之叹”，多了个顿号，大谬，不会是唐?先生改的罢，很像是编辑干的，他怎么不把此句前头的“判若天壤”改成“判若天、壤”？如果不对照初刊本，只读现在的，很可能冤枉唐先生的。

“王一榴插画”，我没在《晦庵书话》里找到。写到这，牵出一个想法：集合大家的力量，能不能编一本收集齐全的唐?的书话集子？这不该是很难做到的事，也许就是很难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