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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中的第二个英国作家，四年中的第二位女作家，104位得主中的第11位女性，多丽丝・莱辛今年的获奖显得非同寻常。瑞典学院们的老爷们似乎罕见地
但越是如此，就越说明莱辛女士获选的理所应当，以及现在，马上，立刻就表彰这位87岁老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最近几天，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用汉语发出的欢呼、质疑，或不屑一顾。然而我十分怀疑，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的喜悦果然真诚吗？
原因在于，我们错过了那个时代，而莱辛的到来又显得太晚。
她1962年的《金色笔记》被公认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彼时西方战后的女权运动高潮刚刚起步，此书之出现，让万千苦闷女性找到情感的寄托和思考的方向。许多人因此认为，这本书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而在中国，《金色笔记》出版时，已是崭新的21世纪。此时的女权运动，已在西方出现了深刻危机，它的理论登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时，则干脆绕过了普通女性，绝无往日作用于街头和家庭的直接力量，仅仅局限在狭小的学院深处，至多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边缘化的学术（而非社会的）批评工具而存在。中国的女性解放，走的是一条不需要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不同于西方的路。
简单而言，《金色笔记》的中文版终于到来时，已是过时之物。不管有没有今天的诺贝尔奖，我们该错过的都已经错过。此前，连它的作者也被视为过气的作家，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本书又太厚，封面也太难看，评论家不怎么待见，更难讨得大众的欢心。现在即便有了诺贝尔奖的金字招牌，莱辛的热度又能维持多久？半年，还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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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开奖后，一片欢腾的英国文坛及时表达了敬意和认可。
“我高兴死了。”布克奖得主AS・拜亚特（AS Byatt）说，“哈洛德・品特2005年获得此奖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以为多丽丝再也不会得到它了。”
文学批评家罗伯特・麦克鲁姆（Robert Mc Crum）也说：惊奇之处不在于莱辛的得奖，而是她竟然未在几十年前就得到此奖。
作家本人同样不觉得意外，她对这份至高荣誉的反应一如既往，丝毫不懂谦谦之道。
“我已经赢得了欧洲所有的奖项，所有的牛菖大奖（every bloody one）。”她说，“我很高兴把它们全得了，一个也不落。”
但至少有一位美国人不买账。耶鲁教授哈罗德・布卢姆对美联社说，瑞典学院的决定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
此前被广泛看好的一众美国作家，如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诺曼・梅勒，再一次与世界文坛最高荣誉失之交臂。自1993年获奖的托妮・莫里森算起，瑞典学院长达14年忽视北美大陆，似乎应验了近年来的一种激进判断：这是欧洲对美国的惩罚，是对发动战争的布什政府，以及在政治立场上相对羸弱，缺少行动的美国作家阶层的惩罚。
“尽管莱辛女士曾以一种少有的绝佳品质开始其写作生涯，但我发现她过去15年的作品完全无法卒读……四流的科幻小说而已。”布鲁姆说。
布鲁姆先生是素来跟女权分子过不去的，而莱辛女士的科幻小说（她自称“太空小说”）也确实无人喝彩。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作品奖，而是作家奖；不是即时的年度奖，而是终身成就奖。布鲁姆教授说的也只是“过去15年”，在他开列的那份著名的“西方正典”书目中，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赫然在目。
他的不敬言辞料也不会有损莱辛的半世英名，亦不会消减人们――尤其是那些过来人――对她的巨大敬意。
伦敦大学学院英文教授约翰・穆兰（John Mullan）今年曾为卫报书友会采访莱辛，期间亲眼目睹了读者对她的爱戴。老太太刚在门口露面，人群便爆发出欢呼。看到人们向她提问时的场景，穆兰立刻意识到，“莱辛具有诺贝尔奖得主必不可少的一项特质：读者们相信，他们的人生曾经因为她而改变。”①
1972年，另一位多产女作家乔伊丝・卡洛尔・奥茨从美国到伦敦，拜访她心目中的女神：“……正是许多照片上的那张脸，我阅读已久也仰慕已久的那个‘多丽丝・莱辛’。”奥茨写道，“终于见到她了，在这个显赫、自信、优雅的女人面前，我感到几欲虚脱――如在梦中―――变得透明。”②
女作家毛琳・弗雷利（Maureen Freely）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英译者，对多丽丝・莱辛心怀感激三十年。她回忆自己在1970年代刚生完孩子时，困于德州某处市郊，一筹莫展，无人关爱。孩子愣不长肉，而她婆婆觉得母乳喂养是扯淡，每晚到她房中唠唠叨叨，说孩子挺不过今晚。“但我知道他会。我知道我们都会。我们有多丽丝・莱辛，她站在我们这一边。”莱辛书中的女主人公让她找到认同，尽管前者身处30年代的罗德西亚，但她们处于同样糟糕和绝望的境地，面对家中的老妖婆，莱辛的女人不屈服，她毛琳也不会被压垮。
“只有一位作家能有如此的魔力：穿越时代和阶级、政治和文化的藩篱，对遍及全世界的读者，对每个人倾诉，仿佛房中再无他人。”毛琳・弗雷利写道。③
我没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但是我想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类似的表述，当年我们可以从五四时代《玩偶之家》的读者，风雷时代《青春之歌》的读者身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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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开始读多丽丝・莱辛，应该是在大学时代，读的只是她的短篇。当时非常流行布鲁克斯与华伦编的上、下两册《小说鉴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里面选了莱辛的《黑圣母》（万紫译），更早以前的，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套著名黄皮书中的一本《现当代英国短篇小说集》（1981），收入了莱辛的《草原日出》（沈黎译）。这两篇都是非洲背景。由于年轻的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诱惑，我那会儿正用买来的一册影印本，偷偷尝试着翻译卡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因而不免多看几眼莱辛女士。
二十余年的非洲经历对多丽丝・莱辛意义重大，几乎奠定她漫长一生的方向。她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经历全部两次婚姻，生下二子一女，亦从底层的尘土中看到人间的不公不义，从而亲近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大声对种族歧视说“不”。
1919年10月22日，多丽丝・梅・莱辛（Doris May Lessing）生于波斯的克尔曼沙赫，娘家姓泰勒，1925年随父母远赴南罗德西亚。她爸爸是个梦想家，种玉米赔钱后便一蹶不振，变得愤世嫉俗。她妈在家里飞扬跋扈，却照样于事无补。她14岁时因眼疾从索尔兹伯里（今津巴布韦哈拉雷）的天主教女校辍学，从此再未回到课堂，一辈子只有初中文化，以博览群书，自学成材。
15岁那年，少女多丽丝便离开破败的农场，进城务工，先给人家做小保姆，然后到索尔兹伯里，逮啥干啥，但以抄抄写写的文字活儿居多，从此养成写字习惯，偷偷写起小说。
1939年，多丽丝小姐嫁给小科员弗兰克・查尔斯・魏斯德姆，很快生了一子一女：约翰和珍。这段婚姻仅持续了四年。1945年，多丽丝女士再嫁德裔犹太难民和马克思主义者戈特弗利德・莱辛，生子彼得。孰料第二场婚姻也不长久，莱辛夫妇于1949年离婚。戈特弗利德日后做了民主德国驻乌干达的大使。同年，多丽丝回到尚未从战争中复原的英国，从非洲陪伴她抵达伦敦的，只有满脑袋的文学梦想、小儿子，以及第二任前夫的德国姓氏。
“我充满了信心和乐观精神，尽管我的家当少得可怜：不到150英镑；我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的手稿……还有几个短篇。”她回忆道。④
1997年，在纽约接受《Salon》杂志采访的时候，她说，她在任何场合中都是个“异类”，早在罗德西亚便是如此，不仅因为她的两次婚姻，而且因为她是个“喜欢黑鬼的人（Kaf鄄fir-lover）和赤色分子”，而在那个社会中，对黑人示好比当了“赤匪”还要坏上“一百万倍”。⑤
《野草在歌唱》于1950年出版，以白人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不可逾越的悲剧故事，写尽非洲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之恶。她从此正式踏上文学之路，以专业女作家的身份，在英国文坛和伦敦这座大都市中立足。
这一年，她只有30岁出头，却已经有了非凡的经历：离过两次婚，生过三个孩子，脑袋里装满了非洲草原上的奇异故事。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罗德西亚时，多丽丝便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回到英国，才算真正“找到了组织”――1952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开过“8到10次”的支部会议，虽然于1956年那个多事之秋退了党，但此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热情和左翼态度，不断出现在反帝反核的街头示威队伍中。莱辛的“西方进步作家”的身份，即从此被苏联和新中国文学界认定，她的长短篇小说自1955年起开始在中国出版，《野草在歌唱》于1956年被译成中文。从此，中国读者知道了两个莱辛，一个是18世纪的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莱辛（1729－1781），《拉奥孔》和《汉堡剧评》的作者；另一个是年轻的英国女作家，控诉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施于非洲人民的罪恶。同样，因为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反种族主义活动，南罗德西亚和南非当局于1956年宣布她“不得入境”。
她对《Salon》解释自己的政治取向：“资本主义死了。它已经完结了。而未来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在短时间内，我们将拥有公义、平等，妇女、残疾人、黑人――一切人等的同工同酬……令最聪慧的人所信，也让我产生兴趣。”
她回忆当时的社会空气，冷战的气氛“深入一切”，那是一种“非常有毒”的，“非常像多疑妄想狂”的气氛，“它意味着每个人的反应都是极端的，要么拥护，要么反对。”⑥
但她的政治幻灭感很快出现，并看到越来越多的失败和可怕的东西。这一思想轨迹与大多数左翼西方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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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多丽丝・莱辛，不断在作品中涉及作为梦想和人生经历的共产主义。1962年，她出版了《金色笔记》，这是莱辛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今日已被公认为战后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视作莱辛这一时期充满冲突的思想写照。
《金色笔记》的成功，奠定了莱辛此后的盛名。她逐渐被视为当代的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或弗吉妮娅・伍尔芙。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她的出版商、哈泼柯林斯集团的女老板简・弗里德曼正在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她对《纽约时报》说：“无论对女性，还是对文学而言，多丽丝・莱辛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之一。”
在多丽丝・莱辛的文学世界里，有三大主要场景：非洲、英国，以及太空。她时而在非洲草原游荡，时而回到伦敦的公寓沉思，一会儿在银河系外畅谈人生，一会儿又重归人间仰望星空。她的文学生涯漫长而多彩，几近60年不曾中断，文体和技巧上亦变化多端，且广泛涉及多种主题：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精神分析，甚至神秘的苏菲教义，并且时而在创作之外，投入亲身研习，至忘我境，有时不免走火入魔，陷于狂乱境地。
莱辛的早期作品多以非洲为背景，继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之后，从1952年到1969年，她陆续出版了《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五部曲，描写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在政治与女性意识上的双重觉醒。在此期间出版的《金色笔记》，则以深刻的自省和精妙的结构，成为真正的现代文学经典。
卡特（Ronald Carter）和麦克雷（John Mac Rae）在所著《英国和爱尔兰文学史》（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and Ireland）中认为，莱辛的《暴力的孩子们》系列，“或许是战后年轻女性自我探索小说中最丰富之作。”《金色笔记》则是“1960年代最获盛誉的作品之一”。⑦
瑞典学院在回顾莱辛的创作道路时，特别向《金色笔记》致敬，称之为以20世纪的视角，揭示男女关系的少有的“一部先锋之作”。而相对于莱辛日后自称的那些“太空小说”，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则在《牛津英国文学伴读》（The Oxford Companionto English Literature）中写道，《金色笔记》是莱辛的“精神太空小说”（innerspacefiction）。小说的主人公是女作家安娜・伍尔夫，为了从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她记录了四本笔记，以黑、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别，分别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政治经历，她为更好理解自己而虚构出的另一个自我，以及记载梦想、日常生活和男女关系的个人日记，最后整合为“金色”的第五本笔记，其中充满了文学女性在面对创作瓶颈时的内心苦斗，亦关乎爱情、性解放、母爱和政治。小说也以这四本笔记的反复出现和交叠结构全书，展现出安娜的内心冲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视为“自由女性”，以此作为每一部分的开篇和结尾，指解放了的、对男性更多责备，而不愿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尽管从她的言行来看，所谓的“自由女性”不无反讽。
莱辛本人也反对评论界给她带上女性主义者的高帽子。事实上，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是有很大保留的，甚至对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本身也充满了怀疑。小说结构上的复杂，映衬着现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混沌状态，也验证着莱辛对女性主义运动把复杂问题弄的“过于简单化”的指责。
从玛莎・奎斯特到安娜・伍尔夫，莱辛笔下有多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们既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心碎的牺牲品，亦非手刃恶汉、或到处吹嘘睡了多少个男人的激进的娘子军，而是有思想自觉，有政治行动，但也因此深处痛苦漩涡，在自由与不自由，解放与未解放之间徘徊的女性。这样的女性，尽管你在身边不容易发现，却又何尝不是从她们身上看透了社会，看到她包容着时代呢？她们的困境，又何尝不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在内――的集体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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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的每年开奖，通常正逢世界最大版权交易会――法兰克福书展。今年的书展上，哈泼柯林斯的展台想必热闹非凡。
自1950年出道以来，莱辛女士已延续文学生涯长达57年，至今未觉笔沉手软，这一时间甚至比许多作家的“物理生命”还要长，而且她十分勤奋多产，迄今已出版了约五十本著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戏剧、诗歌、自传和随笔集，出版商们绝对不愁是否能分得杯羹。
已出版的几部莱辛作品的中文版：《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又来了，爱情》，以及一本短篇小说集，想必很快都会再出新版。此外还可以挑出若干，优先予以引进，如1973年的《黑暗之前的夏日》（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1985年的《好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拜亚特女士最喜欢这一本，以及1988年的《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这一本十分好读，写蛮暴巨婴“本”从娘胎里到学校，毁坏家庭，为害社会，在传统的哥特式英国恐怖小说的外衣下，还带了些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2007年夏天新出的《裂隙》（The Cleft）假古罗马历史学家之口，讲原初没有男人的世界：那时的所有人类均为女性，她们以单性生殖成功繁育女婴，而男婴之所以出现，乃是畸形娃娃呱呱落了地。数代战斗之后，女性终于接纳男性，不仅从中发现性爱之美，亦退居二线，将领导权转授男人，在纯粹的动物式性爱之外，两性也滋生出友谊与爱情，进而发现男女相互需要的意义所在。
瑞典学院在授奖词中，还特别提及她1994年和1997年先后出版的自传《在我皮肤下》（Under My Skin）和《行于幽暗》（Walking in the Shade），赞扬这两本书“标志着她写作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峰”。2001年出版的《最甜的梦》（TheSweetestDream）应是上述两书的续篇，但也许是为避生者之讳，因而以虚构的形式出现，写成了小说。
至于她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受苏菲主义影响而写的一系列“太空小说”，我们姑且赞同布鲁姆教授的意见，不提也罢。
过不了几天，莱辛女士便将迎来自己的88岁大寿。多么吉利的数字！多么快乐的生日！不只为她将得到的那一千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亦为她长命不息，写作不止，争论不断的旺盛斗志，为所有那些感念她，错过她，但同样热爱她的男女读者，祝你生日快乐，多丽丝！
参考：①John Mullan,Why Lessing deserves the Nobelprize,J.Mullan＇s blog on The Guardian Unlimited, October11,2007
②Joyce Carol Oateson Doris Lessing, Southern Review, October,1973
③Maureen Freely, Before and after the Nobel prize,M.Freely＇s blog on The Guardian Unlimited, October 12,2007
④Doris Lessing, Walking in the Shade: Volume Two of My Autobiography,1949-1962, Harper Perennial,October,1998
⑤⑥Dwight Garner,The Salon Interview: Doris Lessing, Salon.com, November11,1997
⑦Ronald Carterand John Mac Rae, 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Routledge,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