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1770-1850）的《抒情歌谣集》、《序曲》等作品中有不少对乡村田园自然景色的独到描写，这是他能够在英国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原因。也因此，人们常常将他与我国唐代山水田园诗人进行中西诗歌比较
相对而言，很少有人将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712-770）与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华兹华斯联系起来。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社会面貌，常常被认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譬如，他那句对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进行真实描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千百年来依然吟唱不衰。一个是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圣”，一个是代表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杰出诗人，人们自然很难将他们联系起来。然而，华兹华斯的乡村田园诗与杜甫的“写实”诗在自传性与自然性上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
“自传性”指的是诗歌的创作与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一般认为，自传体诗属于抒情诗而不属于叙事诗，它的“本质特色在于它是抒情与叙事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方式”。自传体诗要求诗人有丰富的阅历、深刻的人生体验以及强烈的主体意识。动荡的社会环境与诗人跌宕起伏的生活是孕育自传体诗的外在条件。杜甫是中国卓越的自传体诗人，而西方最重要的自传体诗人则是华兹华斯(当然还有惠特曼)。经历了唐代由盛到衰且一生坎坷的杜甫与满腔热血投入法国大革命后革命幻想破灭然后归隐湖区的华兹华斯无疑在这一点上有不少相同之处。
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他与柯勒律治合作编写并于1789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始。他挣脱了以往诗歌形式的束缚，将英国诗歌从新古典主义大师蒲柏开创的传统束缚下解脱出来，其诗歌想象力丰富，语言简洁明快。他在乡村田园诗上的成就尤其首屈一指。其诗歌大部分取材于自己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诠释。与此相似，杜甫一生漂泊坎坷，饱尝人间辛酸，阅尽世间繁华沧桑，其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可以说，两者的诗歌创作与生活经历联系得都非常紧密，即他们的多次旅途游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他们成为旅途中诞生的自传体诗人。
35岁以前的杜甫是处在读书和漫游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他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但无奈不第。后来在洛阳先后遇到李白与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之后他去长安应试，再次落第，他“朝扣富贵门，暮随肥马尘，”最后终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在目睹官场之黑暗、人民之疾苦，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之后，杜甫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作品日益深刻，如《丽人行》《兵车行》等。后来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人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此时，其归山耕田之心渐渐溢于诗句之中，后来他再度踏上了漂泊的旅途，最后病死在湘江之上。颠沛流离、一生坎坷的境遇无疑给杜甫的诗歌创作埋下了“现实主义”的因子。也因此，后人把他誉为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并能够读到他那一首首反映现实、体恤民生的诗歌。
不游历群山众水，不经历人生跌宕，难以成佳句华章。透视其生活经历，可以看出，华兹华斯也是个在旅途中诞生的自传体诗人。1770年，华兹华斯生于英格兰北部的湖区。1787年，他首次离开湖区就读于圣约翰学院。1790年长假期间，他与朋友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步行穿越法国和瑞士，此次旅行的灵感促成了《描述的素描》（Descriptive Sketches，1793）及后来的自传体诗歌《序曲》的创作。除此以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华兹华斯与另一个朋友威廉・卡尔弗特（William Calvert）乘坐一辆名为“威士忌”(Whisky)的马车踏上了游历英格兰西部的旅途。他们从怀特岛（the isle of Wight）出发，穿越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时发生意外，卡尔弗特骑马走了，扔下华兹华斯一人独行。于是他步行向北，路过了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目睹了古英国人野蛮的战争及献祭场面等等。此次旅行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里，以至于50年后，他对一个朋友说，它“深深地烙在我脑海里，今天回忆起来仍宛若发生在昨日”。
相似的游历使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体现了同样的主题。华兹华斯的各种游历体现到其诗歌中便形成了他的一大基本创作主题“李尔王意识”，即对贫穷的无家可归的社会遗弃者的共鸣：
看哪，那孤独的高地姑娘
形单影只地在那田野里!
她独自收割，她独自歌唱
……
唱的是一种哀怨的歌声，
……
谁能告诉我她在唱什么？
也许这哀哀不绝的歌声
在唱早已过去的辛酸事
或很久以前的战争，
……
她的歌我虽再也听不见，
那曲调却久久留在心间。
（黄杲?:《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第264-265页）
华兹华斯对高原上孤独的割麦女的怜悯、同情与关怀，字字溢于言表。这与杜甫体恤万物的情怀又何其相似。
与其他信奉道家、佛家的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不同，杜甫平生虽“任真”、“抱璞”，但他却一直秉承儒家的仁爱情怀并将其贯穿于自己创作的始终。儒家提倡“仁政”，忠信仁义是其人格基础，心怀天下苍生。杜甫的《羌村三首》一直被认为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普通大众言心声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第三首是这样写的：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杜甫全集》第24页）
与道家、佛家的“避世”、“出世”不同，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实行仁政，泽被万民，早年的杜甫深受这思想的影响，一心想考取功名，救济百姓。华兹华斯早年亦是个积极入世的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跑到法国参加起义，可以说他见证了此次起义。后来他去了伦敦，怀着满腔热情加入到了激进政治分子的行列―拥护废除君主制，结束贵族统治，解散教会。他曾是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弟子，跟他学习期间，华兹华斯结识了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精英。可以说，年轻时的华兹华斯是个满怀革命意识的半无神论者和人道主义者。因而，“入世”情怀在华兹华斯与杜甫的诗歌创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不难发现1807年之后的华兹华斯就很少写出让人称道的诗歌了，这与他生活渐趋平和安逸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之后，华兹华斯在其诗歌创作中添加了另一个大的主题思想，即对山水美景的欣赏与喜爱；而晚年的杜甫则渴望“归山买薄田”。这种思想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则表现为他们的诗歌具有自然性的特征。
与年轻时不同，晚年的华兹华斯尽管仍然是个人道主义者，但已变得保守，成为了教会和国家的忠实拥护者。过去丰富的游历生活给了他灵感，从对大革命的幻想到最后拿破仑实行郡主制而导致幻想破灭，目睹并体验工业社会的对人性压抑之后，华兹华斯在其后的诗歌中表达了抛弃现代文明、回归自然、回归乡村田园的主题思想。这可以从其《丁登寺》中窥得一斑：
这水从山泉中流来,
在这远离海的内地潺潺作响。
又一次我看着这些危岩陡壁，
……
眺望这些村舍院落和森林的果园。
这季节，果树和没有熟的果实
披着一身绿装，同小林和树丛混成一片。
(黄杲?:《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第76-77页)
一心想救国济世的杜甫，其诗歌一直被认为是写实的典范，乡村田园风味或自然特征要少很多。然而，实际上，杜甫与陶渊明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杜甫接受并发展了陶渊明在田园诗上的艺术成就。早年的杜甫，心系苍生，怀济世之心，执功名之念，但仍能窥得他隐退之心。在《重过河氏五首》其五中，他曾发出“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的感叹。晚年时的杜甫身居蜀地，心境渐趋平和，对陶氏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田园生活向往之心日盛，诗歌中也略带了陶氏的色彩，有《为农》为证：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
（《杜甫全集》第156页）
这说明两位诗人到了晚年都趋于过平淡而稳定的生活。经过半世的漂泊之后，能够在乡间归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种选择，体现在他们的诗歌中，虽然少了一分忧国忧民，却多了一分恬淡，一分闲情逸趣。这无疑是大自然赋予诗人的灵感与礼物。
华兹华斯与杜甫，虽然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现实主义诗人，一个是跨越18、19世纪的英国诗人，一个是8世纪的中国诗人，但相似的外在环境与生活经历（早年的漂泊与游历）和相似的“入世”思想，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富有自传性与自然性的特征，其诗歌抒情与叙事并存，体现的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怀与至爱，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与热爱，从而实现了中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诗人在浪漫与现实之间遥远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