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文化界能以“公”相称的人物已经不多了。记得去年张中行先生过世，知识界一片哀悼惋惜，纷纷撰文送别“张公”。偶或圈中的朋友来电谈起近况，兴致勃勃地聊起其近来相与往还的“公”级人物，或如“万荷塘”的主人黄公，再或如号称吃遍京城的“出版大佬”沈公，等等。
对于这位沈公，也即沈昌文先生
说来也巧，最近沈公在上海出了两本小书：《书商的旧梦》和《最后的晚餐》（以下简称《旧梦》《晚餐》），正好逮住机会热读了一把。沈公的文字浅易亲切，如话家常，端的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正如二书的书名所示，《旧梦》中之“书商”典出于当年陈原拜访陈登原，提出要出版他的《国史旧闻》，陈登原于是就在序言写了一句“有书贾来，乃携之去”。对“书贾”的称谓，身为知名学者和出版大家的陈原不以为忤，一笑置之，仍按原文付梓。延续这个奉作者为“衣食父母“的传统，沈公乃自称为“书商”，于是有了这一集中关于“旧梦”的文字。而后一书，沈公在书前写有简短的“题记”自明心迹：“当我以文化为职业的时候，常蒙前辈教诲。现在视之，这些言传身教，无异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的训词。而当我以后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餐。现在把两者的若干记事合编而一，有心人不免得到一个印象：此人莫非是参加当年最后的晚餐的犹大？”当然，此“犹大”非彼“犹大”，虽则书名中的“晚餐”二字易使人联想到爱谈吃喝并亲身践行的沈公及其相关文章，而实际上除了后面三分之一的章节谈饮食之外，余下的文章和《旧梦》中那些叙事怀人之作的意旨大抵相近。
《旧梦》《晚餐》中的文章大多是因为忆及某一旧事，而因此又忆及与之相关的故人；又或为因人及事。无论因人或因事，既为“书商”的“旧梦”和其“晚餐”桌上的食客，范围概不出文化和出版这一大的畛域。学界高度赞评的女史扬之水，这位《脂麻通鉴》和《诗经名物考证》的作者，在沈公这个十几年的老同事眼里，虽知她有过开卡车卖西瓜的经历，但对于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明清闺秀风格的小楷和一肚子渊深秀雅的学问，禁不住也是惊敬不已。
在《文学版图和文化厨房》一篇中，作者以谈“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为开端，拉拉杂杂地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界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阶段性特征，进而指出此种形象是“直接间接地受了政治格局的影响”。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的影响因素渐渐减弱，“大陆的世界文学地图”渐趋正常，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性一样，当此一面的弊端渐近消除的时候，另一端新的问题也开始凸现，也即沈公在文中指出的“现在更多的倒是出现了种种的混乱和浪费”，跟风、重复、译文素质下降，等等，这些经验之谈，相信今天出版界的有识之士读了，想必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罢。
沈公一向谦虚，自承“鄙人业书五十余载”，主持出版了《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房龙的《宽容》等一大批西方优秀图书，而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成绩斐然。所有这些，沈公只是以一句“我其实没什么大本事，只是靠点小聪明”轻轻带过，而他在晚年写下的这些回忆文章里，对给予过《读书》杂志和其出版工作以教益和帮助的诸位前辈如费孝通、汪道涵、吕叔湘、许国璋、陈原、史枚、冯亦代等一代先贤大家，表示了衷心的感激和无尽的追怀。在这部分文字中，尤以记陈原这位当年的老领导为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陈原先生的博学、勤奋乃至谦和的长者之风，借沈公之笔，其蔼然巍然的形象必将长留在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和更多下一代人们的心中。
写到像陈原先生这样博学多才的长者，沈公下笔庄重；而一到叙及旧时相交的其他故旧，若遇有趣事做“佐料”，手起笔落之间即显示出他生动幽默的特色来。且看他是如何将虱子和翻译家李?民扯到一起的：“李?民走后，我又住在原来的床上，用我自己过去的被褥。过一阵，只觉浑身奇痒。慢慢，在裤腰处发现小虫。经请教大人，才知长了一身虱子――?民先生将从苏北解放区带来的虱子过渡到我的床上和身上了。我没任何埋怨，只觉得好玩。当然也一点没有意识到它的进步意义。”（《牛虻与虱子》）读来令人解颐。
前文说到《旧梦》和《晚餐》是两本小书，其实并无对沈公不敬的意思，所言“小”者，特指其精巧的装帧设计。沈公由个性可爱而生的可爱文风，一经过眼就放不下，手不释卷地很快就读完了。而在这走马观“文”之中，半个世纪出版界的风风雨雨，一个个出版人、编者、译者的身影也渐次在眼前生动起来。
《书商的旧梦》，沈昌文著，上海书店2007年8月第一版，17.00元
《最后的晚餐》，沈昌文著，上海书店2007年8月第一版，1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