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炫教授主编的《原创》力图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学、美学等领域，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从学术创新走向原理和思维方式创新的研究平台。
同人出版物往往最能体现主编者的学术追求，对于《原创》来说更是如此。对于主编者吴炫来说，原创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实际而具体的思想意蕴和理论内涵，这也
吴炫本人的长文《当代文论的“中国问题”及理论期待》放在“面向中国问题的建设”栏目之下，这篇文章证实了这一逻辑关系：越是能直接透辟地切入中国当代文化生活的难题，越是能充分传达出原创性理论的力量。在有关文学的理解越来越多、文学的研究路数越来越多元的今天，众多理论家都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我们无论用什么现成的文学观念和方法，均难以写出可以与世界一流作品相媲美的作品。也就是说，模仿性、参照性、依附性、趋同性，始终是中国作家穿越不了的生存惯性。现有中西方理论总是会被独创性作品抛在身后，但这并不是理论的失败，而是理论的本性。因此，能否将独创性作品的独创性解说清楚，就是文学对理论最大的挑战。而追问中国文学为什么不能出现最高境界的杰作，也就不只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的自我反思问题。
反思既有理论，最令人关注的是如何反思西方理论。吴兴明教授借鉴赛义德有关“理论旅行”的论述，十分坦率地指出，中国学者最切己的难题，莫过于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生活世界、提出并处理中国问题的能力，在今天，我们要通过西方人的发现或绕行于西方理论之中才能迂回地面对中国的现实。吴兴明提供的方案是：“使理论向历史现实敞开”，用“批评意识”取代“理论意识”。
我们怎样才能把握住“中国”这个身份？对每一个学者来说，“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广有讨论，但是大部分讨论都从后殖民理论入手，探究身份意识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机制。但是《原创》的作者显然走了一条相当不同的路径。他们所形成的共识是：所谓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在中西阻隔的条件下出现的，中西思想观念一直共同在场。实际上，真正的中国问题虽然首先是中国人遇到的问题，但不是只对中国人有意义，真正的理论追求，一定是以一种普遍的知识体系为旨归的。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赵汀阳的探索已经走到了前面。他在《新的普遍知识体系如何可能》一文中，以戛戛独造的“天下体系”代替西方原有的“世界体系”，正是着眼于打破中西方文化壁垒，求取有普遍阐释力的理论建构。不管这一体系成熟与否，它都显示出中国当代学人将理论思维真正带入中国学术并将中国理论带向世界的决心。
除开上述对普遍知识的强调，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种把握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思路。在《我与中国》这篇文章中，余虹提出，所谓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不是花样翻新地寻找什么奇思异想和横空出世的概念术语，而是葆有面对“我与中国”之现实关系的勇气，在我与中国之“切身的小经验”中进入中国问题的理论疼痛与难产。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切身的小经验，就不仅仅是获得了理论的普适性，而且也获得了原创的可能。
一种原创性的理论，既要能超越狭隘民族本位的普遍知识，又要最大程度地贴近中国问题，这两者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原创》最具理论魅力的元素。
《原创》（第一辑），吴炫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