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文学的创作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学史上不能忽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陈书良称“遗民文学既是前朝文学的一个总结，又与本朝初期的诗歌流派和文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遗民文学研究是关捩所在”。特别是宋明遗民的文学创作因其产生于少数民族政权取代汉族政权之后有着“尊王攘夷”共同的民族意识而
“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有没有学术价值，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提供了多少新的‘学’和‘术’”。系统的学问与新颖的学术见解以及研究方法的启发性是一部优秀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唐著在这些方面较前人有关研究遗民诗歌著作而言后出转精，考辨清晰，材料翔实。首先，唐著重要的贡献是解决了文学史上遗留的难题，元遗民及其遗民文学的定性。顾炎武、钱穆等人认为遗民之所以是遗民，除了不仕二朝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夷夏之大防：“凡遗民必是隐逸范畴，但隐逸之士非尽属遗民，‘汉官仪’、汉家衣冠是否沦丧，正是甄别此中差异的历史标志。”依此观点，元遗民及其遗民文学皆未能成立。唐朝晖博士考镜源流，认为从《左传》、《论语》开始对遗民定性时都没有夷夏之区分，同时吸收前人有关研究成果，如张兵《遗民与遗民诗之流变》与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等认为不应科举、不仕二朝是遗民的主要特征以及朱子素《历代遗民录》中对元遗民的独立地位的承认等。最后，唐博士遵循历代的遗民观念及元遗民的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对元遗民界定为：“作为元遗民，必须生活于元明易代之际，不论他们蒙元时是否出仕，但在朱明王朝必不应科举，不担任各级官吏（学官，如山长、考官除外）。其次，作为遗民，其诗文等必须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意识，如对蒙元政权的怀恋、歌颂，对朱明政权的愤懑不平，或因元亡产生浓郁的悲伤、绝望情绪等。”（《元遗民诗人群研究・绪论》）
群体文学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正确分析群体文学的共性以及这些共性背后的文化。宋明遗民诗人因在政治背景上有着共同之处――夷夏之变，故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的文人学士成为遗民之后唱出了末世悲音，其中有着故国之思、忠臣义士之歌、山林隐逸之颂以及对新政权的批判。而元遗民没有宋明遗民思想中的夷夏之变，故其共同点较难把握。是著在分析了蒙元政权与元遗民心理、元代理学与元遗民心态、元明之际的社会与元代遗民的关系的基础上，考察并概括了元遗民诗人群体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元遗民诗人群的成员类型与表现、元遗民诗歌的主题取向与话语特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唐著在梳理大量资料之后得出元遗民诗人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表现为南多北少，其中南方又是东南多而西南、中南少。是著没有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是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对于元遗民诗人地域分布的极不均衡现象，是著不仅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分析，而且从江南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江南书院、刻书藏书事业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形成的文化内因。是著在论述元遗民诗歌的主题取向与话语特征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遗民诗歌主题的分析上，而是深入挖掘诗歌主题背后共同的话语特征，特别是和陶与咏陶在元遗民诗歌史上得到了强化和突出。唐著认为：“与宋遗民诗人不同，元遗民诗人的咏陶和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自发活动，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诗社活动频繁，同题集咏风行的元末明初，没有发现以陶渊明及相关事物诗文为主题的活动。陶渊明被元代诗人普遍接受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文化现象。”
总之，《元遗民诗人群研究》一书独具慧眼深入分析了元遗民与遗民诗歌的群体特征及地位与价值，并翔实考证了元遗民诗人群的生平、诗歌成就、诗集流传等，以其实绩拓展并填充了遗民文学研究的空间。当然，是书并非十全十美，比如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元遗民诗人群体活动在遗民诗歌史上的作用。据资料显示，元末明初文人结社活动频繁，经常集会同题集咏。结社活动将元遗民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诗歌主题取向的趋同性起到扬波的作用。该书无论在理论考察还是在实证考据上对元遗民结社活动存在一定的忽视。
《元遗民诗人群研究》，唐朝晖著，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