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辽宁出版集团整体上市方案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批，一个月后将正式挂牌上市交易。辽宁出版集团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是国内众多出版集团上市活动的首例，同时作为中国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涉及到对现有政策的突破，无疑
辽宁出版集团旗下共有22家企事业单位，包括11家出版社、两家连锁书店和两家大型印刷厂，每年出版4000余种图书、电子和音像制品。2003年6月，辽宁出版集团成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此次上市的辽宁出版传媒是辽宁出版集团资产的优质部分，包括集中了集团全部教材出版业务的辽海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原辽宁画报出版社）、辽宁电子出版社和所有印刷、发行、零售业务，但承担了一定政策出版任务的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辽宁音像出版社则没有纳入到上市公司范畴。但据知情人透露，未来条件成熟，不排除继续将其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能。
辽宁出版集团最初上市方案是将印刷、发行、物流等经营性资产打包上市，核心业务图书出版未被纳入上市部分。但在与中国证监会的协商过程中，证监会认为内容和经营两部分不仅界限模糊，如拆分还可能导致产业链条断裂，最终方案又调整为“整体上市”。目前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证监会、发改委等主管部门已经对传媒企业“整体上市”方案形成共识。为保证出版导向和文化安全，中国政府会对外资在上市传媒企业持有的股权比例设定上限。据记者了解，此前，中银证券在发表报告时就曾以“一家没有厨房的餐厅”来形容北青传媒，并给予该公司“跑输大市”的评级。辽宁出版集团原先计划在香港上市，不过，近一段时期以来内地股市的飚涨，促使该集团改变计划，选择在内地上市。
俄罗斯的“中国年”：莫斯科书展劲吹“中国风”
9月，我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第20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与莫斯科国际书展一起隆重启幕。“阅读中国书，了解中国人”是这次中国主宾国的主题。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抵达莫斯科，举办“中国主宾国新闻发布会”、中俄出版文化联谊会，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书展开幕式和向俄罗斯图书馆赠书、参观中俄展台、颁发中国文学作品最佳翻译奖――“秋菊奖”，举办中俄出版高峰论坛、作家见面会、俄文版新书发布会、版权签约仪式等，莫斯科书展刮起了阵阵强劲的“中国风”，莫斯科到处都弥漫着中国图书的墨香。主宾国活动成为俄罗斯“中国年”的一大亮点。
在今年的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出版代表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版权交易800多项，其中输出版权600余项，引进版权200余项，而往年中国全年向俄罗斯输出版权不过十几项。中国的图书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欢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在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文化年开幕式致辞中评价说，中国已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一出版大国。
在“中国年”和“中国主宾国”大背景下，今年中国展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欲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俄罗斯汉学家、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说，在“中国年”活动推动下，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翻译出版中国书籍渐成风尚。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只有知道中国作家写什么、中国民众读什么，才能真正了解中国。”
大学社集体改制：大学出版基因重塑
曾经一度停滞的高校出版社改制工作今年全面复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主管部门还给进入大学社体制改革试点的首批“18＋1”家高校出版社下了“死”命令，年底必须完成转制工作。第二批试点现在已经开始报名。
6月20日，教育部向社会公布了《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全文。这份年初便由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向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和有关高校下发的，引领高校出版单位“转企”的指导性文件，标志高校出版社改制终于进入了全面的操作阶段。9月，由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联合主办的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高层接连用“势在必行”、“必然选择”、“大势所趋”来形容改制的迫在眉睫，并提出，进入改制首批试点的“18＋1”家大学社年底必须完成改制。
高校出版社的转制与否，一直是主管部门与大学之间的博弈。主管部门对于大学出版社的改制相当积极，一度积极推动大学出版社进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名单，但由于大学的相反态度，高校出版社转制工作一度停滞。面对中央社、地方社以各种方式组建集团的现实，在连锁格局逐渐形成的当下，势单力薄、单枪匹马的大学社面临严重的体制障碍和渠道障碍。大学出版社还能否保持高速的增长？在未来的出版版图中，大学社还能否保有今天三分天下的位置？主管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出台了“分类指导”政策平衡各方利益后，今年重将大学社改制工作提上日程。
然而，在大学出版转制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的阶段性小结时，官方承认，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在新旧体制摩擦、社校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障碍。据本报采访大学出版人得知，改制后的大学社并没有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包括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未来的发展路径如何设计，如何解决企业化与服务大学教学科研的矛盾，的确需要主管部门在管理体制设计上的细化和创新。
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落成：全国最大的出版物集散中心
11月，全国最大的出版物集散中心、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落成。物流中心一期工程由8万平方米的北京国际图书城、12.5万平方米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和4.5万平方米的配套服务中心三部分组成。二期工程正在筹建中。北京国际图书城一至三层是国内出版社图书展示销售区，常年展销各出版社出版的30余万种图书，满足来自全国的团购、批发、零售读者的购书需求；图书馆采购新书样本大厅集中了各出版社当年出版的10多万种新书，采购人员可以一站式购齐所需图书，享受图书看样、采购、配送和结算等一条龙式服务；国际出版社图书展示销售区引入了约300家海外出版社上万种外文原版出版物；国际出版社图书展示销售区还设有版权贸易厅，在运营初期就获得了数百种国外图书的版权交易代理权。信息中心则实现了与全国200多家主要出版社的信息对接，与北京百余家经营网点和上海、天津等地多家新华书店的联网，提供18种20亿条以上的业内信息，每天不间断滚动播出；图书城二层的南侧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古旧图书和特价图书专卖区，经营面积共1万平方米，展示销售明、清和建国前后的古旧图书以及各大书店库存特价图书8万余种，有特殊爱好的读者可在此“淘宝”。
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集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综合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本报评论认为，它的建成，在出版物经营链条上成功构筑了一个目前全国最大的出版物集散平台，开创了新型业态和经营模式的先河。
张爱玲作品版权再起风波：台湾皇冠也侵权？
7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受理张爱玲作品版权纠纷案，让张爱玲作品版权归属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自2003年始，拥有张爱玲著作出版代理权的台湾皇冠出版社开始对内地出版张爱玲作品的出版社采取法律行动。2005年，经济日报出版社被判侵权并支付高达40万元的赔偿费，随后，台湾皇冠文化出版公司又起诉了文汇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六家出版社，今年7月由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这些出版社除了被要求销毁已出版图书外，还被要求赔偿巨额经济损失。此后，还有20多家内地出版社将被陆续牵扯进去。
然而有舆论认为，张爱玲作品的财产权归属仍有诸多疑点，因为张爱玲遗嘱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台湾皇冠本身也在侵权。
张爱玲留下的遗嘱很简单，其中涉及财产的内容是，“弃世后，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在张爱玲去世近4个月后，宋淇夫妇签署《委任授权书》。《委任授权书》中写道：“本人兹委任台湾皇冠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有关本人所拥有之张爱玲女士著作权在全世界任何地区之一切版权事宜，包括任何出版授权及其他以任何形式、任何媒介之一切改作和衍生授权。”台湾皇冠出版社据此开始对涉嫌侵权的内地出版社陆续提起法律诉讼。
目前关于张爱玲遗嘱合法性争议集中在两点：首先是遗嘱未由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签字就去登记；其次，遗嘱中称赠给宋淇夫妇所有财产，而在张爱玲给林式同的信中补充称，“除了银行里的一点存款，没有别的东西，非常简单。”因此，在赠给宋淇夫妇的遗产中是否包括著作权也有商榷之处。内地多家出版社以此质疑宋淇夫妇拥有张爱玲著作出版权的合法性，称台湾皇冠出版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侵权者”并无资格诉讼内地出版社。
9月5日，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文汇出版社等11家出版社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联合声明”，质疑台湾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的合法性。声明称，“台湾皇冠文化出版公司所持有的只是一份未经林式同签字就登记，已被张爱玲本人声明‘失效’的遗嘱副本的复印件”（注：我国现行民诉立法规定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证据是“张爱玲1992年2月17日的亲笔信和其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文章《有缘识得张爱玲》”，并表示，“直到张爱玲去世时，她的惟一直系亲属胞弟张子静还健在于上海，其著作财产权的合法自然继承人无疑应为张子静”。“鉴于此情，作为曾经出版过张爱玲作品的我们多家出版社，将按国家规定稿酬支付，保存于国家版权代理机构，以候张爱玲作品版权合法权利人领取。”
此案尚待进一步审理。
在学者陈子善看来，无论遗嘱是否合法，但台湾皇冠和“张爱玲财产继承人”宋家“收了那么多钱，却没有成立张爱玲基金会，没有资助和举办张爱玲研讨会，这在道义上已经成了矮子”。
多位学者状告超星：网络盗版侵权再度成为焦点
4月17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锐及其导师刘宝才的一纸诉状，将数字图书馆解决方案提供商北京世纪超星公司(下称“超星”)推上了北京海淀区法院的被告席。原因是，“超星”在未经作者授权情况下，将吴刘二人合著的《文史英华・诸子卷》提供付费下载。5月18日，吴锐、姜广辉等人再次起诉超星盗版其合著《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吴锐称，他编的《古史考》――一本九卷本、600多万字的书，也遭超星盗版。
在吴锐两次状告超星的案件中，超星始终矢口否认侵犯作者版权，并表示数年前就已经与对方签订授权协议。超星方面同时向记者展示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东亚图书馆馆长邵东方(《古史考》作者之一)关于未曾授权吴锐起诉超星，以及抗议吴在主编《古史考》时未经授权，也未支付他稿酬的声明。
目前，超星系列案件已经开庭的6个案件目前已全部宣判，还有4个案件处于交换证据阶段。其中吴锐、刘宝才诉超星侵权案败诉，而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博导姜广辉起诉超星侵犯了其《颜李学派》等3本学术书的著作权的其他5个案件中，均判原告胜诉。
无论如何，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涌现出大量的电子图书馆，它们凭借灵活的传播方式和低廉的价格而深受读者青睐，但一直困扰电子图书业的版权问题却也在与电子图书成正比地增长，多家数字出版商曾被卷入版权纠纷。在数字图书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只能期待法律的完善和行业发展的规范。
台湾金石堂事件：引发内地社店关系大讨论
7月25日，经销商凌域倒闭，公开称其周转不灵是受金石堂拖欠账款拖累，进而触发台湾地区出版业者对金石堂的集体声讨，台湾书业上中游将矛头一致指向了金石堂推行的“销售结款”。至8月14日，全岛约25家经销商中，已有17家停止向金石堂供货，涉及出版社超过500家。
很长时间，台湾金石堂店总数为台湾图书零售商家之冠。由于早期的成功发展，金石堂站上一个谈判及索取有利交易条件的强势位置。台湾信用体系相对完善，书业界实行定期月结制。但一直以来，金石堂刻意移植成衣业零售通路的交易模式，希望以“销结制”（即“寄销”）来取代“月结制”（“进减退”结款方式）。金石堂近年业绩下滑，违约拖欠出版社和经销商的销货款，又不提供及时、透明的数据，转嫁库存压力至上游，中上游对金石堂积怨愈深，凌域成为点燃汽油桶的“一根火柴”（郝明义语）。目前，台湾书业中上游已组成联盟，敦促金石堂回归合约，沸沸扬扬月余的金石堂事件才收场。
然而“金石堂事件”诱发的“蝴蝶效应”却并未停止，金石堂事件引发内地关于行业规则、秩序，以及书业结算方式、信用制度的大讨论。不少出版人抱怨，内地书业普遍的现象是账期越来越长，从3个月延长到6个月、8个月，甚至一年，没有完善的信用保障体系，书店的经营风险完全转嫁到了出版社，呼吁实销实结制度的出台，但前提是终端销售数据要真实反馈到上游；此外，内地书业还是没有建立契约制，买方不用法律自束，卖方不懂得用市场经济的方法用法务解决问题，于是回款问题就出现了，可以说是行业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了这种局面；也有人认为，图书零售业运营成本高、资金周转速度慢等，希望能对书店多一分宽容和理解；还有人讥讽，内地书业喜欢搞联盟，但像此次事件中上中游联盟一样真正成事的，则较为少见。
北京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起争议：金庸能否取代鲁迅？
9月，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石景山等九个区县开始使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替换原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新教材中有一半左右的课文与以前的人教版不同。
同时，北京版语文课本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增加了中外当代文学的新内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贾平凹的《秦腔》等文学作品被选入教材。而古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石钟山记》《五人墓碑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等完整的古文名篇被撤下。就此，评论很快分成两大阵营，一派认为北京的编委“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另一派则哀叹，“快餐文化取代了有思想深度的精品文化”，担忧过多删减古文名篇在中学教材中的分量会加剧已有的文化断层，认为“教育娱乐化时代来临”。
一些指责并没有弄清楚基本事实，其实，金庸武侠名著《天龙八部》、《雪山飞狐》等书节选片段只是出现在课改后的北京语文泛读备选篇目中，鲁迅作品篇目的减少，尤其是《阿Q正传》未能入选泛读篇目，惹来舆论大哗，“《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金庸要取代鲁迅”的说法一时纷纭。
就此，北京版教材编委一再声明，学生使用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中，根本没有金庸的作品。《雪山飞狐》只是被编列在推荐书目中，“谈不上‘金庸取代鲁迅’”。并一再强调，教材变动的趋势或者说指导思想是使教材具有时代性，更贴近学生自己的生活，同时抓住前沿的东西，呼吁给语文教材一条新的“生路”。
中学语文课本（读本）中一篇文章的增减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热议，完全在教改工作者的预料之外，从中不难看出人们对语文课改的关注。当然，这场争论中，也不乏凑热闹的“虚火”和媒体为博眼球刻意的炒作，如刻意地将鲁迅与金庸放在一起进行“PK”。学者孙邵振曾为本报撰文指出，不断经受着当代价值观念的苛刻的检验，就是经典的命运，课本的改革必然要和教育观念、学术观念中隐秘的陈规发生激烈的冲突，不能洞察这一点，评论就会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