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是我所熟识并且尊敬的学长，又是我的半个老乡，我们还有着很相似的经历。所以，读他所写的《我的精神自传》（以下简称《自传》），时时处处都有一种熟悉甚而亲切的感觉，仿佛他早已给我讲过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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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当做了一个个案――19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课题的一个个案，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这个他“最为倾心”的课题的一个个案。;
《我的精神自传》分上、下两篇，实际上是两篇独立形成的文字。上篇题名为《我的回顾与反思》，原是老钱于2002年退休之前，在北大讲“最后一门课”的讲稿；下篇题名为《我的精神自传》，是老钱2005年应一位杂志主编之约写成的长文。两篇东西的内容虽难免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叙事的角度、想要揭示的问题和实现的功能都不一样（这一点老钱在“后记”中有明晰的阐释），所以组合成一个整体并不勉强，读起来也觉相得益彰。
一位教授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一门课”来讲，即便不能说是破天荒头一回，也是很少见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只有在北大才会有这等事发生。乍看上去这显得有几分轻率，但老钱其实“有跳蚤起跳的那种严肃”。前些年他编辑《新语文读本》时就让我想起亨利・米肖的这个诗句，那时他说：“要把这套书的编辑当成一项学术工作来做。”而如今他讲自己、写自己，其初衷本身便是要完成一个学术课题。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把这本“自传”视为一本学术著作，并且说：“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当做了一个个案――19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课题的一个个案，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这个他“最为倾心”的课题的一个个案。
如果我们的“精神很放松”（像时下人们常说常做的那样），“精神”这个字眼的含义其实是很宽泛的。举目望去，所有“非物质文化”大致都应归于精神产品，但“物质文化”又何尝不是出自精神的创造？讲起人的生活，爱情、友谊、事业、娱乐……哪一样可以被看做“非精神的”？即便是购物，有时候不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享受”？也许只有吃喝拉撒睡算得上纯粹的“物质生活”，但那也还须把诸如“美食”、“豪饮”、“醉卧”之类除外。“物欲横流”可能意味着精神沦丧，但“拜金主义”却是一种精神现象。……
然而，老钱对“精神”或“知识分子的精神”显然有一种“狭义的”界定。他的《自传》几乎是语不及私人生活。对于他据以立身于世的学术事业，他的主要着墨点也不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学术活动和成就，而是学术研究与“自我生命”的纠缠。用他自己的话说：“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学术动力”则是“精神自省、自赎和自救”。还有，“精神史”这一课题的发端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和“自我审问：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据此来看老钱所理解的“精神”，似乎偏于清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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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本质规定就是自由。因此，不能保有自由的“精神”，其实已失去其“精神性”，也就不再能被视为精神。
我能理解这种“清厉”，因为我了解它的来源。老钱说了：“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致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致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苦难与屈辱”中的坚守。老钱说到文革时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民间思想村落”（老钱与我当年都是某村“村民”），依我之见也可命名为“民间精神村落”。聚集在那些“村落”里的“村民”们读书、画画、唱歌、写诗、学外语、通宵达旦地谈论人生、在“困惑中艰难探索”“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只是在坚守“人是精神性的存在”这一底线。几十年后，老钱在“对自己曾一度自动放弃自我”的“愧疚”中仍在反复重申的也是这一底线，他的表述是：“‘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做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要言之，精神的本质规定就是自由。因此，不能保有自由的“精神”，其实已失去其“精神性”，也就不再能被视为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赞成老钱对精神的“狭义”界定。
当一切都被剥夺殆尽时，当年的“村民们”却意外地发现，还有精神。我就曾用这四个字为题写过一篇回忆当年坐大牢的文章。套用时下有钱人自嘲自解的“穷得只剩下钱了”一语，可以说当年我们那些村民“富得全都是精神了”。顺便说一下，我当年所在的“村落”离老钱所在的“村落”很近。不过，地理上的距离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当年那些村落虽彼此隔绝，但却像用同一个模具铸造出来的一般相似。用我的话说，不同“村落”（哪怕一个在大东北，一个在大西南）的人相遇时，竟发现连叹口气都是相通的！说来也不足为怪，所有村落的形成都是人的精神对同一种外力的反应，并且生存于同一种单调闭塞的生态环境中。想象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吧，植被的多样性当然会不复存在。而生存下来的植物，比如仙人掌，是否也可用“清厉”二字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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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给北大学生讲的这“最后一门课”里，他也在公开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一代没有文化的学者，一代无趣无味的文人”。……我要说，单凭这份坦诚，就已经保证了《自传》一书的价值。
老钱说他的“精神史”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那些“被遗忘的，作为民间思想者存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想他指的就是当年的那些“村民”。――他们没有进入学术界，散失在“民间”并且早已失去了“村落”。他们的思想不可能进入思想史和学术史，但老钱正在用自己的笔让他们进入“精神史”。老钱的书写本身，也可以说是还在坚守那种“坚守”。他的这种偏执尤其令我敬佩。想当初他考上北京大学离开他的“村落”时，他竟然心感不安，写长信给别的“村民”，为自己的选择辩护，仿佛他的考学意味着某种背叛！我不知道他的学生们是否能理解他的这种不安，我想我是懂的。当年我们的“坚守”毕竟是一种被迫退守的姿态，不能否认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个人出路”的压力所起的作用。“不自由，毋宁死”有时候可以被讽刺地解读为“无出路，毋宁死”（如果我没有记错，卡夫卡就这样解读过）。一旦有了“出路”，的确就成为一场考验，在压力下十分清晰的那条“底线”反倒有可能变得模糊，放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考上北大当然算得上是一条大“出路”，老钱是有不安的理由。然而老钱至今没有放弃，而且向我们证明：我们当年的那种“坚守”弥足珍贵，我们坚守的是永远也不能放弃的东西。
不过，作为当年的“村民”之一，我觉得应该承认的一点是，当年“富得全都是精神”的我们，在思想上却并不富有。这也是我倾向于把“民间思想村落”称为“民间精神村落”的原因。如老钱所言：“‘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有极强的社会关怀和承担意识，这是典型的文革时代培养出来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也可以依稀看见‘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语即来自青年毛泽东）。”可是，要想“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类”也恰恰是这一代人的一个笑话。关怀不能等同于思想，而对于思想贫乏的关怀，怕是不可评价过高。思想需要的是开放的言论环境和充足的知识给养，信息闭塞和知识欠缺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贫乏。那种贫乏似乎已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后遗症。当我们走出“思想村落”后，竟发觉自己好像已走不出“村落思想”的藩篱。面对一个大得多的世界，时不时会表现出理解力和判断力的“先天不足”。
老钱对此应该是有清醒意识的，所以他时时处处在提醒自己注意各种思想的“陷阱”（这是他在《自传》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之一）。他总是向学生们坦言自己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就在给北大学生讲的这“最后一门课”里，他也在公开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一代没有文化的学者，一代无趣无味的文人。”而且，他还向学生们交了底：“我的思考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的思想有些混乱，可以听得出有些前后矛盾，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理清楚，说出来只是为供同学们的思考作参考。”我要说，单凭这份坦诚，就已经保证了《自传》一书的价值。
《我的精神自传》，钱理群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