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历史的人多为历史所遗忘，这是生活向我们常开的一个玩笑，阎宗临先生（1904-1978）便是这个玩笑的其中一个主角。
先生早岁留学欧陆，接受了完整的西方高等教育，经数年苦读，于1936年在伏利堡大
对于先生的学术成绩，国学大师饶宗颐在先生著作序言中说道：“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先生于抗战爆发后，毅然放弃欧洲的大学教职，回国赴难，主攻西方史事，但也由此踏上了一条颇为艰难的治学之路。先是饱尝战乱动荡之苦，解放后继回山西故里，又遭受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与极左思潮的冲击，“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因此，后人多未闻先生之名也实在是时代的“误会”。今先生一生治学之精华得以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三种），这是令人欣慰的喜事。
阎先生的书具有微言大义的古史风格，文学的灵动与史学的凝重互为表里，通体透露出一种“才子之气”，而非当代史著多有的“匠人之气”。在先生每一篇短小精悍的论述背后，似乎都有一座数量可观的藏书库予以有力的支撑。因此，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蕴，读者是需要费些时间静下心来读的，但只要这样读过一次，便会发现最终还是节省了时间。比如在关于欧洲机械文化对现代社会影响的分析方面，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就的《欧洲文化史论》便以不多的笔墨点出了现代社会的一大症结。
近代以来的欧洲是一个科学技术不断兴起的时代，人们在享受其便捷的同时，在行为方式甚至文化方式上也都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机械发明后，知识领域逐渐扩大，旧时介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渐次发生变化。许多新事物中表现出人类智慧之可贵，结果将自然所有的活动，包括人在内，归纳到知识体系中，结果知识的目的不是求真，而在有用，遂形成机械文化的特点，影响到整个欧洲近代的思想。这种机械论以力为后盾，必将发生一逻辑的结果：个体为集体所消灭，重量不重质。
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时代，给人带来两种强烈的动向：需要自由，需要控制物质。但矛盾的结果也随之出现，需要自由得到的是变形的专制，需要控制物质而反为物质所控制，因而文化失去了重心。阎先生以中国古语将其总结为“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这种价值颠倒的状况导致近代欧洲思想突出表现为“快”和“狭”。欧洲人在时空两方面都过着一种竞赛的生活：在时间方面，将百年视为一日，个个有能力者，都有超过时代的野心；在空间方面，每个国家视自己是整个的宇宙，不承认别的国家的存在。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第6-15页）。由于欧洲人甩不掉“快”和“狭”的追求，只好任其矛盾和冲突，其具体的表现便是战争。
有人将现代科技比喻为是一个怪兽“弗兰肯斯坦”，威力无边而人对它又无可奈何。这种比喻在阎先生看来，或许需要一些小小的更正，即怪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活动的结果。阎先生觉得科学技术的破坏性作用并非其本身所固有，而是文化不以人为基调所产生的必有现象。展望当时欧洲文化的走向，阎先生用心良苦，他提出必须恢复“人”的正常概念，绝不能把人看作是“物”的象征。
世易时移，阎著重刊，使我们能够得到一把作者于五十年前便配备好的解读科学技术的钥匙，凭借这把钥匙，科学技术对现代人生活的影响，便容易读懂了。对于正在以经济指标衡量一切的中国人而言，书中的箴言或许并非多余，而值得我们稍微停下脚步耐心地品味一二，好让失而复得的智慧遗产更好地造福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使我们在整日忙乱的生活中体味一丝人文关怀的温暖。
《欧洲文化史论》，阎宗临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