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都把文学从传媒中剥离开来，将作家、作品孤立化，使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难以认识作品的接受学意义。回到现代传媒，重新翻动那些
旧报纸、老杂志，就会发现现代传媒在现代文学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听周海波先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那时，海波先生还是青年讲师，十分愿意和学生交流，我们这些本科生课余常到周老师的陋室里“探讨学问”，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异常频繁。有一次，海波老师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富有难度的建议，他希望我们去读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杂志。事后，的确有人费尽周折去搜寻了几本，读后就像发现了稀世珍宝一样兴奋不已。海波老师得知后露出得意的神情。时隔近20年，手捧周海波教授的《传媒时代的文学》，脑海中便浮现出周老师那种快乐畅意的神态，我才意识到，海波先生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思考传媒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传媒的兴起相伴随的。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都市小报还是文学杂志，无论是办报人还是出版商都带有浓重的文人化色彩，正是因为现代传媒具有文人立场、文人风度，才保持了与文学的亲和关系。报纸期刊在中国思想启蒙史和现代文学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就是《新青年》所制造的一个媒体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媒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传媒不仅为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渠道，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写作方式、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传媒不是静止的容器，它敏感地呼应着时代风云，引导甚至控制着文学的品位和趣味。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都把文学从传媒中剥离开来，将作家、作品孤立化，使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难以认识作品的接受学意义。回到现代传媒，重新翻动那些旧报纸、老杂志，就会发现现代传媒在现代文学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现代传媒所确立和维系的稿酬制度，使得作家职业化成为可能。写作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其意义决不能等同于磨剪子抢菜刀的营生。因为稿酬在解决了文人生计的同时，也为精神、言论和个性开拓了空间。同人刊物聚集了同一流派或相近风格的作家，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话语力量，催生了文体的创新。通过考察《新青年》、《大公报》、《良友》、《语丝》、《现代》等杂志的办刊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可以说是由这些传媒个案共同组成的。
传媒与文学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正如周海波先生所言：“现代传媒带来了现代文学，但也消解着文学，现代传媒比较注重对民众的启蒙，但却忽视审美的启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已经失去了审美的功能，而让位于社会文化和宣传功能。”（《传媒时代的文学》，第21页）传媒对文学规律的遵循是有限度的。报纸是趋时的，在时间尺度的衡量下，报刊文体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迎合市民的都市小报滋养了一大批鸳鸯蝴蝶文人，他们消闲逗趣、玩弄风月、游戏笔墨，在市民文化中匍匐前行，成为反精英、反启蒙的一支力量。知识分子警醒地发现，传媒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文学的陷阱或圈套。卢梭曾这样批评媒介：“一本期刊是什么？一种昙花一现的作品，既没有价值也没有用处，有知识的人都忽略去读它或是蔑视对它的阅读。它只能提供妇女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自负的傻瓜们去阅读，它的命运不过是早晨在梳妆台引人注目而晚上又沉寂在衣柜里了。”（转引自［法］让纳内：《西方媒介史》，段慧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2页）卢梭的观点虽然不无偏激，却道出了作家对传媒的不信任。
文学对传媒的依赖性其实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大，断了投稿的念头，倔强的作家依然不会放弃写作，而伟大作品往往遭遇传媒的冷落。拥抱大众，对于文学来说，常常是一种失策。传媒所构成的“话语场”对于“文学场”的侵袭与吞噬是在一种极为隐蔽的过程中进行的。传媒在把文人们聚集到一起的同时，又酝酿着更大的分裂。
这些年，不少学者开始借助于传媒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报人冯并先生的《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从第一份正式的报纸副刊《字林沪报》附出的《消闲报》创刊谈起，一直描述到建国前的《时代日报》副刊、《华商报》复刊以及复刊后的《世纪风》。冯并先生是传媒中人，完全是按照传媒的逻辑来梳理。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永东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均出自文学博士之手，资料翔实，但理性不足，缺乏对传媒与文学关系的反思。周海波先生的《传媒时代的文学》一书体现了历史记忆与理性把握的有机统一，他提醒学人在从事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要走出“文件筐”和“过度阐释”的误区，既不能仅仅把传媒当成一种物质形式来认识，又不能过分夸大传媒对文学的影响。这一观点很中庸，很调和，但未必不是高见。
《传媒时代的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