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止庵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新近编一小册子，系致友人书信选集，包括给老兄的若干通。或谓与《止庵序跋》皆属出版过早或根本不必出版者，然则此亦如鸡肋，食之纵然无味，弃之毕竟可惜。又不妨作
《远书》收信二百余封，是作者近十来年写给六十几个人的，没有太早的信。关于这个书名，作者说：“素喜贾岛《寄远》之句：‘鱼飞向北海，可以寄远书。’今即以此为题云。”（《远书・题记》）此书居然还有插图，可这里的插图不是市面上常见的――“被计算机和网络给‘带坏’了”的那种作法，而是穿插放置了十幅秀美的彩笺，堪谓文图相得，作者也交代了彩笺的来历：“前此曾请鲍耀明，鲍瑞美，常大麟，张恩和，扬之水，陆灏，王稼句，李福眠，王刘纯，张福堂，赵西学，萧振鸣诸位先生各写江淹《别赋》一段，本拟用于另一书中，似与这里的文字更其合拍，因移至此处。”（《远书・跋》）现在，有谁还在一撇一捺地写信，写信通常被电话及伊妹儿取代，信写的少，会写一手中规中矩的毛笔字的人更少，写出来又能有印在书里的机会，怕是少之又少了。
编书信集，先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信你得留着，回信去信都得留着，去信一般人不留底，人家回的信失落的也居多。周作人在编自家书信集时就曾说过：“寄出的信每年不在少数，但是怎样找得回来，有谁保留这种旧信等人去找呢？幸而友人中有二三好事者还收藏着好些，便去借来选抄。”（《周作人书信・序信》）书信不比文章，写的时候即预知将来会收进书里――编书信是一个从无心到有心的过程。止庵能成此书，还应感谢计算机的便利：“除致谷林翁信系借回选抄外，其余均由自家计算机存留者中挑拣，计得二百余通。”（《远书・题记》）今人得计算机之利可谓多矣。过去的人不留信，另有一特别原因，止庵道明：“近拟为《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写一短文，因想起文献收集，以书信为最难。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人不敢写信，亦不敢存信，多少旧日书札，尽遭毁弃，追根溯源，不能说与舒芜交信之举全无关系。此乃文化浩劫之一大项，然而绝少为论家提起。”（2007年2月10日致谷林）前几日我写“《域外小说集》存世小考”，读到阿英回忆他和鲁迅因《域外小说集》事，曾通过数信，而今双方的信都不在了。
书信另具一作用：“就中偶有只言片语，或许能补所作文章之缺。”（《远书・题记》）此外，《周作人书信・序信》所云“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就不大容易把握尺度，或宽或严，均不大容易讨好读者。
《远书》中谈的最多最详尽的是止庵的写作计划，这使读者能多了解出书的内情，一书之成，其难如此。我知道止庵有几件大事是准备要做的，已知做成的有：“我曾以两年时间校订了一套‘周作人自编文集’，总共36种（35册），450万字，最近也出版了。这是毕生主要事业之一。”（2002年2月2日致考萍萍）再有是：“近来闲读一本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书，觉得应该另有道理，因此也有想一写周作人的意思了，或许明年可以写一小册《读周札记》亦未可知。”（1997年9月4日致谷林）――《读周札记》正式出版时的书名是《苦雨斋识小》，有识者评论此书“微言大义”，我以为正是止庵想说的“另有道理”。张爱玲是止庵下工夫最多的作家，我今年才劝他应该写一本张爱玲的书，哪里知道他早就有此打算：“我这二十年来埋头读书，说来只在三个人身上下过些许工夫，即庄子，周作人，张爱玲是也。想各写一本研究的小册子。现在庄子或许有些机缘了……余二种则还是遥远的梦。”（1996年5月11日致谷林）――“此外还想写张爱玲论和周作人论，这差不多就是我一生想干的事了。”（1997年8月3日致谷林）――“关于张爱玲，曾想写一评传（只谈作品，不涉生平），十万字左右，但是久未动笔，把这心思也放淡了。”（2002年2月3日致李君维）现在已知庄、周都有了着落，张爱玲或亦为期不远了，止庵正是做学问的年龄。书信中透露的计划还有“我想写的书，共有三部，一是《论语》研究；一是现代中国散文史（1919－1949）；一是唐诗有关感官审美的研究”。（2001年6月18日致尹安贵）庚子国变，亦称义和团运动，止庵也写过一本《神奇的现实》，在他这是计划外的写作：“最近写完一部关于义和团的小册子，区区十万字，总共花了九个月时间，光资料就看了四百万字，还写过十来万字的笔记。搞得很累。”（2000年3月29日致黄福群）止庵特别重视写作前的准备，一是找书读，尽量的读；一是作笔记。哪怕是一篇书评他也不马虎从事，“最近为了写一篇评论谷崎润一郎的小文章，把他的书看了一百多万字。”（2000年10月14日致考萍萍）“前些时写一篇关于福楼拜的，不过四千字，却把他的小说全集三册通读一过，不然怕是要置诸书柜俟之来日了。近来有杂志约写纳博科夫，则家藏十数种又可通看一遍了。”（2003年1月5日致考萍萍）止庵尝说，一篇书评的作者通读没通读过原书，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其实读者不必费力去知道作者喜欢什么，只须知道作者反感的是什么就行了。作者说喜欢往往多有虚言假意，而说反感多可信以为真。这个想法是我读书的方法之一（窥其所不好），用到《远书》上，很是灵验。于思想方法，止庵称：“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都是思想自由之大碍，思想自由存在于定论之外。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一致，但那是我自己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2002年3月2日致季惟斋）这个意思，止庵一再申说：“思想自由，归根结底，就是不能想当然地按照既定前提立论。前作《插花地册子》，归结为：‘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一己思考的权利。”（2007年2月6日致其章）我最同意他的这个感慨：“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泛滥的世界，太容易讲现成话了。”
《远书》，止庵著，大象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