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出版界朋友向我推荐了《韩兆琦〈史记〉新读》。读这本书时，我常有感想涌出，便随手写在书页正文两侧的空白处，亦即“书边”上，后增广之，遂成此文。
一、司马迁的知
音
韩先生这本书名曰“新读”，确乎新也。多年来，他研究《史记》，新见迭出，这本书中便融入了他的许多新见。书的写法也很新，比如，第一讲《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他不按教科书那样讲，而是以几个大问题为纲，统摄秦始皇的个人经历和当时历史，而这些问题都是读者最关心的，如秦始皇的身世之谜、焚书坑儒的真相与评价、秦朝的灭亡与秦始皇政策的关系等等。这种写法，凸显了问题，使读者易于抓住秦朝史的大纲大目，对秦朝史获得较深印象。在每节正文之后，韩先生都列有两种附录，一是历代人士对《史记》的评论，一是历代吟咏《史记》所记史事的诗词。这些附录的选录，是极见学术功力的，非研究《史记》的行家莫办。
韩先生解读、评议《史记》中的史事，常常会贯通地谈及发生于其他时代的相类之事，因而使人能获得一种“通感”，即贯通地观察历史的眼光。例如，在分析秦始皇是否为吕不韦的儿子时，他举出了西晋的“马家皇帝牛家种”和“乾隆皇帝是海宁汉人后裔”等说法做参照，这就找出了一条历史的潜规则，一种编造历史的类型。韩先生对此评论说：“这种故事的编造者都是阿Q，靠军队打不过人家，于是便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这一评论，颇似鲁迅所说的讽语“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意谓以“乾隆是汉种”之说便革了满洲人的命）。我想，韩先生大概是受了鲁迅影响的。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韩先生这种贯通地讲史的方法，大概也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
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故《史记》又名《太史公书》，而这种一家之言，往往隐含在叙事之中，所谓“寓论断于序事”。这就需要研究者成为司马迁的知音，把司马迁心底的真实意思挖掘出来。韩先生正是司马迁的知音，他能从字面看出司马迁的真心思。比如，他观察到，《史记》写战国时代的东方人物往往充满歌颂和同情，如写廉颇、蔺相如、魏公子、鲁仲连、屈原、荆轲等；而写秦国人则突出其残暴，如写商鞅、张仪、白起等，这实际表明了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政和骄奢淫逸的厌恶。做司马迁的知音，谈何容易？司马迁的许多真意，有时一般读者是不大容易看出来的，但有韩先生的书在，他一点拨，我们就明白了。
二、我的古今之思
读历史，时常会产生“古今相似”之感，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读《新读》，就常有这种感觉。书里写刘邦战场溃逃：“刘邦在向西溃逃的路上遇到他的一对儿女时，车夫把两个孩子抱上车来，刘邦则怕因此车子太重，跑不快，一连几次地把两个孩子从车上踢下去。”看到这句话，我油然想到国共两党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便写了一句眉批：“共产党学刘备，不学刘邦。”刘备撤退时，带着老百姓一起走，而刘邦却如此不仁不义。国民党军押着老百姓冲锋，其恶劣远甚于刘邦，而解放军却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掩护老百姓。书里写吕后的变化：“吕后原是一个善良、好心的妇女，后来怎么变得如此凶残？这就是权势、利益和其做了皇后以后的地位决定的。”我又作旁批道：“阿金、江青。”阿金是鲁迅笔下的人物，原也是个善良的妇女，后来变坏。江青更是与吕后绝大相似，因之，她倒台后人们多以“吕后”称之。
儒家和道家各有什么特点?我原有的印象主要是儒家进取，道家退守，儒家自强不息，忙忙碌碌，老子“一事不做，徒作大言”（鲁迅语）。韩先生在评论张良时，对儒道两家的处世哲学做了一段说明，使我对儒道各自特点有了新的了解。韩先生说：“儒家讲究坚持原则、宁死不移，讲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夏朝有龙逢，商朝有比干，春秋时吴国有伍子胥等等，都是为了劝谏君主而送了性命。但道家不是这样的，他们所看重的是生命，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别的可讲呢？”于是，我又悟出了一条对儒道的新认识：儒家思想多造就强硬、耿直之士，道家思想多造就实惠、滑头之人。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能看到上述这两类有“儒家气”和“道家气”的人。韩先生又说，张良是个“用黄老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所以懂得如何在残酷的宫廷争斗中保全自己。这个评语真是精到，大有启发性。纵看张良身后，各朝代皆不乏张良式的人物，即便在革命党中，亦常能见到这类人物。这无疑是道家思想以及张良的示范作用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三、《史记》的“真”与“不真”
《史记》是史书，按一般人惯常的理解，史书所记的必定是确凿发生过的史实，不可能有一丝虚构。其实并不尽然。《史记》中的一些记载就是司马迁采撷的传说故事，未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史，这是《史记》的文学性特征之一。对于这些传说故事，我总是抱着一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史记》的“不真”。韩先生对此则完全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对于《史记》中哪些内容是确实发生过的史实，哪些又是具有小说性、描写性的故事，他都作了科学的辨析。对于非真史的部分，以往学界多使用“文学性”三字来概括，韩先生则径称之为“小说性”，明确地告诉读者那些内容都是经过司马迁艺术加工的。他举证说：“试想，赵高与李斯密谋、蒯通与韩信私语，这些能记录在案、能公布于世吗？”实际上，指出这一点，并无损于《史记》的史料价值，反而会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史记》的史料价值。钱锺书说：“古史记言，大半出于想当然。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代作喉舌，谈何容易，而司马迁就有这个本事。韩先生所说的“小说性”与钱先生说的“代作喉舌”显然是相通的，比较两说，“小说性”一词似乎更具有概括性。
要弄清《史记》中哪些内容是具有“小说性”的，并非易事。韩先生精到地辨析出了许多具有“小说性”的内容，使读者对这些材料的认识更加科学和理性。但韩先生也有个别的判断似乎可以商榷。比如，他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一段内容的辨析就似乎不够准确。《列传》记了这样一件事：田?仗势杀害窦婴、灌夫后，自己忽然得了一种病，总是喊求饶。家里人找来巫师察看，巫师说在田?两边坐着窦婴与灌夫的两个鬼魂，是他们总拿棍子打田?。就这样，田?被两个鬼魂折腾死了。对这段记载，韩先生认为不是真的历史：“这是历史吗？这是司马迁在抒情。”我却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推测，这段记述实际上是曲折地反映出一件事实：田?因为亏心杀人，就像鲁迅笔下的狂人那样，患了医学上称之为“迫害狂”的精神疾病，总是觉得别人要害他，生怕冤死者前来索命，所以脑子里出现幻觉，总是恍惚觉得被害人在打自己，最终惊吓而死。清代以来，很多杀人过多的刑名师爷都患有这种“迫害狂”的病症。田?也应该属于这一类人。所以，我觉得韩先生把田?之死作为《史记》之“小说性”的例证有些欠妥，至少是不那么牢靠。在此提出来，仅供先生参考。
《韩兆琦〈史记〉新读》，韩兆琦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2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