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希望长大了能够考上北大或清华。抗日战争爆发，我随家从上海迁到重庆，在沙坪坝读了两年南开中学，对南开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于是又产生了如上南开大学也不错的念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个我梦寐以求想上的大学，抗日战争期间会于1938年在昆明合并为一个大学，即举世闻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
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的西南联大，真可谓群英荟萃，大师咸集。仅在记忆中我选过的大师们的课程并得到学分的就有历史系的雷海宗、邵循正、吴晗、郑天挺、向达、噶邦福(俄国人)、姚从吾、蔡维藩；中文系的闻一多、罗庸、沈从文；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政治系的王戆愚；生物系的李继侗。此外，大一共同必修的国文课的教师是张盛祥，外文课是王佐良。大一到大四的必修体育课的教师是马约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冠之以大师之名，我认为都是当之无愧的。我钦佩他们学问的渊博、人格的高尚、授课的认真、思想的进步。从这些大师们身上所学到的东西，使我终身受益不尽。我从内心盼望着将来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这个愿望在建国后实现了。1953年3月5日，我被山东大学聘为历史系助教。从踏进山东大学之门起，我就认定这是我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此后虽历经坎坷，仍矢志不渝。
联大的同学们对我的帮助和影响也是很大的。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的二表叔劳元干和我家世交之女张定华来找我，说联大剧团要在大逸乐戏院公演《雷雨》，特聘我扮演剧中的四凤。我从小学就开始演话剧，这次一听是联大剧团来邀请，就高兴地答应了。不久就开台排演，许令德演繁漪，汪雨演周朴园，劳元干演周萍，邹斯颐演周冲，张定华演鲁妈，刘育才演鲁贵，高小文演鲁大海，我演四凤。除我以外，其他演员都是联大的学生。剧团还请联大剧艺社的肖荻、冯家楷来协助做舞台设计工作。排演中他们那种吃苦耐劳、精心团结的精神，很使我感动。演出很顺利，场场满座。在排演时没有音响，公演时配上了音响，效果很好。首场演出时我有点不适应，演到鲁妈要四凤发誓不再跟周家的人来往时，一声炸雷，把我吓了一跳，台词竟忘记了。张定华姐姐假装用衣襟拭眼泪，将台词提示给跪伏在她脚下的我，这才给我解了围。还有，邹斯颐演到他来找四凤，拉四凤并立在一起，说：“当海风吹着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我俩站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这时我应聚精会神地望着前面，但我见邹斯颐抬着头，把手往前方一指的时候，表情认真而又十分浪漫，忍不住笑了出来，幸亏邹斯颐有所发觉，把伸出的手挡住了我的脸，没有让观众看到，要不然就砸锅了。在排演和公演过程中，他们都处处关照着我这个外来的小妹妹，使我与组里的联大同学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张定华、邹斯颐当时都已是联大的地下党员，肖荻和其他同学也大多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我进入联大后又通过他们结识了许多进步的同学。历史系在联大是个不大不小的系，学生虽不多，却藏龙卧虎，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的具体身份当时我并不甚清楚，后来我们班上的杨邦祺(李定)、王树勋(王刚)、马如瑛(黎勤)、胡邦定、陈庆华等都是党员。这些爱国的热血青年，组织了许多进步的社团，经常举办演讲会、学术讲座、诗歌朗诵、夏令营、营火晚会等等。我也常常参加这些活动，感到很有意思，同时也受到教育。联大的民主墙更是我经常驻足的地方，在五花八门的壁报中，总是左派进步的思想是重点，放出吸引过往同学注意的光芒，其中经常透露出关于共产党的消息，也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卖国行径的报道。渐渐，过去不甚关心政治的我，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深恶痛绝，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抗战胜利后联大解散，我的大学最后一年是在清华读完的。毕业后回到青岛家中，1948年与在南开中学及西南联大的同学由其文同志结婚。当时他工作的单位是美援运用委员会，有很多去美国的机会，但我们坚定不移地留在青岛迎接解放。建国后不久我就参加青岛市妇联组织的皖北救灾、抗美援朝等募捐和宣传活动，联合爱国企业家家属成立了妇女生产组。1951年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不久被吸收到青岛市政协组织的各民主党派学习组并任组长。1953年被青岛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为列席代表，并安排我在全体大会做了一次大会发言。从此，我就与政协、妇联、民盟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