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先生在讨论“史才”的时候说，“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所谓少作，就是要“作时谨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无须多贪作；笔记则不厌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时几个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谨慎，要郑重，要多改，要翻来覆去的看
无独有偶，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哲学家苗力田先生也曾经提出过少写的原则。苗先生的弟子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先生一直奉‘多读点、多想点，少写点’的原则行事。凡论著必三易其稿、反复琢磨。他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们也这样做。对急于发表文章的学生，先生一再晓之以理，甚至严加训斥，但一旦学生真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他又予以肯定并热心推荐发表，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梁先生和苗先生的治学态度委实值得我们学习，一名决心为学术献身的学者必须耐得住寂寞，也要懂得阅读和思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反观如今的学界，真正敢于贯彻这种“少写点”原则的人恐怕不多见了，原因在于大学多实行科研成果量化制度，大学教师面临“出版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选择，没有足够多的著述教师就无法在自己的岗位立足。由此，这种“少写点”的精神便渐行渐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