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一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转向”的结果就是诞生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这股新潮声势颇为浩大，不仅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一些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文化批评家也都参与其中。与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军事、经济、人口这些“大历史”不同，“新文化
正如福柯发现人类的“性”并非自然物一样，拉科尔也发现人类的“手淫”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手淫”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性学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问题，对“手淫”的探讨纯粹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虽然在18世纪以前这种性行为毫无疑问就已经存在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西方的）手淫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18世纪初期，手淫这种个体性行为被理解为是展现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它好比一个十字路口，成年男女或少男少女如果缺乏细心的照料和正确的引导，很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在那里，他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幻想以及自我投入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选择虽不至于罪恶深重，却会导致病态和堕落，因为它是一种不受宗教所控制的恣意妄为。之后，弗洛伊德的学说带来了一场革命，也使手淫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手淫不再是一个会将人引入歧途的十字路口，而是一个人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经历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挣扎，摆脱这种自体性游戏的影响，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自我。而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手淫文化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手淫行为被认为是自恋、自爱的一种体验，也是自我满足的一种形式，它使每个人在与他人形成各种关系的同时，不会丧失自我。这种曾被哲学家认为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现在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为实现自我的手段。从“被动的我”，到“我自己”，再到“主动的我”，手淫文化经历了这样一个递进，这也是为什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为《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一书作评时，题目是Me,Myself,andI。手淫，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如果不是一种禁忌的话。格林布拉特曾谈到拉科尔在哈佛举办手淫文化的讲座时，在校内外所激起的种种古怪反应。他感叹当今的西方社会，“食屎癖没使他们忧虑，肛交
没让他们退缩，乱伦甚至让他们兴奋――但是手淫：拜托！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别谈这个。”西方是如此，中土更不例外。早在1926年，北大教授张竞生利用寒假征稿，收集各大学学生的性经历，出版过一本《性史》，算是中国人最早的性学报告，其中就探讨了大学生青春期的冲动与自慰问题。可惜这部著作在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让张竞生一生声名狼藉。最近的事例则是鲁迅日记中有关“濯足”的记载所引发的笔仗。有人认为，“濯足”系自慰或其他性行为的隐语，而鲁学专家赶紧出来辟谣，说“濯足”就是洗脚，“不应作其它的奇想和发挥”。虽则鲁迅先生讥讽过国人，“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但是，现今一些道德家谈性色变、对伟人性事更是惟恐避之不及，恐怕亦非正常吧。“无情未必真豪杰”，圣人即便手淫又有何妨？在认识性、认识人类自身上，“奇想”和“想像”固然不对，但是舍弃求知的精神，凡事抱着“无知还无所谓”的态度，我们为此吃的苦头还少吗？至少，就我自己来说，18岁时，给我一本《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的话，我的青春期会好过很多。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美]托马斯・拉科尔著，杨俊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