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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的“侠”

2008-03-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董乃斌 程蔷 我有话说

正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主流文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它们对“侠”的态度值得重视。侠,是一种类型的人,而侠气或侠性则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侠的行为具两面性,其被正史和民众所肯定的正面意义,影响后世甚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不同形态,对今人仍大有教益。

提起“侠”,人们往往马上会联想到“武侠”,进而会联想到武侠小说。其实,侠不一定非武不可,也并非只出现于小说之中。算起来,倒是在子书和史书中先有了侠的踪影――当然,中国的史书从来与文学结缘,就是所谓“诏定”的正史,其中也不乏民间传说和小说的成分。本文就想说说正史所写到的侠和有侠性的人物,并藉以阐论侠的正面意义,因为从司马迁《史记》始,史书中凡说某人“任侠”或“以侠闻”等,一般都带有肯定的倾向,这实际上反映了主流文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对侠的态度。侠也是有其负面意义的,其行为也并非尽皆可取,而且多数的任侠者在生活中(无论在社会、江湖,还是官场、朝廷)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史书对侠的负面意义也有所批判,但本文就不涉及了。

“侠”这个概念出现得很早,侠字在《说文解字》中就有。“侠,俜也,从人,夹声”,是“以力辅人”的意思,后来才发展为指尚武重义、急人危难的任侠之人,同时其原意仍被沿用。唐颜师古注《汉书・季布传》“为任侠有名”一句曰:“任为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将两种意思联系了起来。

韩非是较早将儒侠对举而论,并将侠与武相关联的。《韩非子・五蠹》篇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又云:“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显学》篇后两句作“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意同而更显豁)。韩非崇法,故既非薄舞文的儒又鄙视弄武的侠。

司马迁则较早为侠立传,并提出种种“侠”概念。其《史记・游侠列传》对当时以儒术取高位的“学士”颇不以为然,而大声疾呼:“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段话为游侠鸣不平,同时也就对“侠”的内涵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提出了“今游侠”、“古布衣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等概念,具体地记述了鲁朱家、楚田仲和剧孟、郭解等今游侠的事迹和为人,其表述方式给后世史家很大影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格式。如“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周人以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及剧孟死,……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在此后的史书中,凡写到侠或具有侠的脾性气质的人,大抵采用这样的叙述句,本文下面的引文可以证明这一点。

按照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描述,那么古代人物中堪称侠士者是不少的,像本受委派去刺赵盾却被赵的勤谨俭朴感动得自杀的杀手??,像排难解纷后飘然而去拒绝言功的鲁仲连,大概都够得上侠的称号。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不仅写了朱家、郭解几位游侠,他还写了其他虽非游侠却大有侠气的人物。在司马迁心目中,“侠”不仅指一种类型的人,而且指人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即上述那样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舍身助人,却不事张扬,不求回报等等,具有此种性格品质并在行为上有所表现者,无论身份如何,均可谓“有侠气”,亦均可称“侠”。其在民间者,当然便是游侠,然亦不妨为官吏、为将帅,成为“有侠气”的官员和将领,例如司马迁为之作传的季布和汲黯。

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富有启发性――我们确不必把侠只看作某种特殊的人物,更不必一提侠字便只想到好勇斗狠之类。侠或非侠,不仅是对人物的分类,也是对人性的不同描述。人性的内涵本来极为丰富,侠气,或曰侠性,乃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其基本内容有如上引司马迁所述的几条,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处境和不同地位的人,可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比如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者,在权势压力或金钱诱惑前毫不动心者,又如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尽可有各种不同称呼,如前者称烈士、义士,后者称“大丈夫”之类,但在我们看来,其根性和实质就都不离一个“侠”字――当然是指侠的正面意义。侠气或侠性本身又和人性的其他内涵一样,颇为复杂,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所谓好坏,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或产生不同效果,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史记・季布栾布田叔列传》是三人合传,但先写季布:“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以下叙其经历:为项羽部下时曾率军“数窘汉王”,为刘邦所恨;归汉后,拜为郎中,至孝惠帝时,为中郎将。他在朝任官,并不因自己是降臣而胆小怕事、畏首畏尾。吕后因受匈奴侮辱而欲起兵讨伐,功臣樊哙大言“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起哄响应,独季布断然反对:当年高帝将兵四十万尚被困平城,樊哙之言纯属“面欺”!进一步,更警告道:昔秦为讨胡,引起陈胜起义,今樊哙的“面谀”亦将使天下摇动。季布的话难听得很,吕后大怒,群臣大恐,吕后悻悻然宣布罢朝,但伐匈奴的事也就从此罢议。季布这次发言,迎头冲撞了吕后,其次冒犯了樊哙,再次亦难免使群臣自惭而不欢,即使不更作罗织,他揭刘邦困于匈奴的不光彩往事,拿亡秦比拟现实,简直是威胁恫吓,反动得很,在某种时势下其罪足可置自己于死地。司马迁以此写出季布的“侠气”――习惯上或在别的平素不以侠闻者,也被叫做“耿直”“直言极谏”等等――敢于不顾身份而在手握生杀之柄的权势者面前如此放言无忌者,应该都有这种可贵的“侠气”吧。季布这次侥幸没有惹祸,后来他又曾当面批评汉文帝,真可谓侠性难改。季布侠性的又一表现是非常豪爽,辩士曹丘生向来为他所讨厌,但此人竟不怕他的威权,敢于前来捋虎须,与他对话。一谈之下,季布转嗔为喜,待为上宾。这种源于侠气的单纯大度,恰与某些人的小肚鸡肠形成鲜明对比。

汲黯不是武人,是个“学黄老之言”的文臣。《史记・汲郑列传》说他“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脾气坏,有话当面开销,不能团结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与侠气是否有关,可以探讨,但这毕竟不能算优点。在士大夫群里,汲黯显然不是一个可爱的受欢迎的人,但不屈己,不附众,直道而行,不随波逐流,不怕孤立,我行我素,坚守气节,这些也该是侠性的内容之一。

史文又说:“然(汲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上之颜色”。司马迁笔下对汲黯是饱含欣赏的,下面就记述了他的几件事。他竟敢对着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样不留情面的诛心之论,怎不弄得“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但我们读来,却似乎听到司马迁在暗暗发笑。)有人数落汲黯,他竟还说批评天子是为臣的大义。他的庄重戆直,一丝不苟到认死理,使皇帝感到敬畏和无奈,汉景帝对他是“以庄见惮”,汉武帝对他是“不冠不见”,给予了远高于大将军卫青和丞相公孙弘的礼遇(武帝见卫青,有时在厕边,见公孙弘可以衣着随便)。不畏上,不唯上,在“如虎”的君王面前永远保持自己独立不倚的人格,这些自然都与汲黯身上的“侠气”有关――司马迁不是说他“好学,游侠,任气节”吗?其实,任换一个人,无论是儒生还是农民,若能如此,我们也正不妨认为他身具侠气或侠性。汲黯的官声和政绩都不错,但这些俱往矣,作为一个人,他最大和永恒的价值是在立朝为宦而不失侠性(人性中很宝贵的一个侧面)。古今来为官作宦的人也多,有几个能像汲黯?

李德裕是个政治家,他也重视豪侠,但主要是看重汲黯这样的官中之侠,而尤其提倡的是侠之“气义”二字。其《豪侠论》云:“爰盎、汲黯,皆豪侠也。若非气盖当世,义动明主,岂有是名哉?……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士之任气而不知义者,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孺?)复问径山大师:‘欲学道,可得至乎?’径山对曰:‘学道唯猛将可也――身首分裂,无所顾惜!’由是知士之无气义者,虽为桑门,亦不足观矣。”李德裕之论的意义在于把侠性普泛化,使侠之气义不但适用于为臣,而且适用于学道,举一反三,实际上是适用于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正史中的侠性之人还有其他类型,表现出别种可取的品质。

《后汉书》记载的张堪、廉范二人也是有侠性的官员,范晔《张堪廉范传论》说二人“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有足壮者。堪之临财,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这就又突出了侠的另一些特征,除了共同的“振危急,赴险?”外,张堪是临财无私,廉范是施不图报。

张堪曾奉命入蜀讨伐公孙述,“成都既拔,堪先入据其城,检阅库藏,收其珍宝,悉条列上言,秋毫无私。”直到他调任他处,“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在官员对待财物的态度上,侠性的表现是廉洁无私。这本是为官者应具的起码素质,真要做到却不容易,列朝列代大抵如此,但有侠性的官就能做到。廉范亦然,一方面是哪怕再困难也绝不接受任何资助,一方面是舍己助人,丢官陪钱乃至陪命,不但善始善终而且始终不让受助者知道。后来,对他有恩的老师涉案谋反被杀,“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不惜因此触怒皇帝。其侠性突显于一个“义”字,被他们鄙视、抛弃甚或根本不在考虑之中的,则是一个“利”字。张堪、廉范的侠性所为,在当时传为美谈,至今仍不无教育意义。

汉末动乱,时多豪侠,像董卓、袁绍、曹操等,都曾是侠气十足的人,正史中都有提及。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且不多谈。魏晋之际的嵇康,是个著名的尚奇任侠的文人,他的侠性行为带来了杀身之祸,但千秋之下英名长存。隋唐之际更是豪侠风起云涌的时代,此风一直延续到盛唐,造就了以李白、王昌龄、高适、李颀为代表的一代气度雄伟、风格豪迈的诗人。这些在各类史料和诗文中均不乏反映。由于传奇在唐代的大发展,唐人小说中的侠客给人印象特深,像《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昆仑奴》中救红绡妓出一品深院的磨勒,像《柳氏传》从藩将手中为诗人夺回爱姬的许俊,《霍小玉传》中强请李益到霍家相会的黄衫豪士,像在法场坦承杀人而救下无辜者的冯燕(《冯燕传》),以及武艺高强得惊人的女侠红线、聂隐娘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不止于此,唐侠在正史上也留下了痕迹,而且其侠性品格的表现又与上述诸例不同,对后人极富教益。

《新唐书・列女传》中的《谢小娥传》,原是有小说为底本的,那就是中唐文人李公佐的同名之作。谢小娥由民间传说和小说人物而进入正史,说明主流文化对她的接纳与认同。不过史书因体例所限,文字简省,所载只是小说的梗概,参阅小说更能见出谢小娥为报父夫被害之仇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这篇小说所描绘的小娥形象,最感人的是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忍精神,以及报仇成功后的低调处理态度,那时多少人家慕名愿意娶她,她却坚决地当了尼姑,从此在社会上销声匿迹。这两点正是侠性的表现。所以,谢小娥虽不会武艺,所入的是表彰妇女品德的《列女传》,李公佐在作品末极力推崇的也只是“贞、节”二字,而今天看来,最值得称赏的,却是她那以坚韧不拔、事成身隐为核心和内质的侠义精神。

同样表彰义气和坚忍精神而力度更强的,是写入《新唐书・忠义传》的吴保安、郭仲翔二人事迹。吴、郭本是里人,吴曾请求郭介绍其入伍,郭允诺,但吴未至而唐军已败散,郭被南蛮俘虏,敌方索千缣才肯放人。吴保安虽未曾与郭谋面,亦完全未从郭获得实惠,却自愿承担营救之责,为此抛家别子留于边疆奔走筹划,“苦无资,乃力居货,十年,得缣七百”,还差得远,只得继续经营。后来,吴妻从老家前来寻访,困于途中,幸遇一位官员,了解情况后,大力资助了吴保安,这才将郭赎回,就这样前后已过去十五年之久――我们在这里几句话的事,当日吴和吴的家人却是多么地艰困,郭仲翔又是多么难熬,没有舍己为友的精神和对友人的绝对信任,他们怎能成功度过!如果说前半段主要是吴保安发挥了侠义精神,那么后半段的主角就是郭仲翔了。郭得救后,吴保安已老,不久客死外乡,其妻亦殁,家人无力归葬。于是,郭“为服??,囊其骨,徒跣负之,归葬魏州。庐墓三年乃去。后为岚州长史,迎保安子,为娶而让以官。”吴、郭二人生死之交的故事在当时就广为流传,能入《忠义传》则说明官方与史家的肯定态度。这个故事也是先有小说,见唐人牛肃《纪闻》,写得更为细致具体。明人冯梦龙《喻世名言》中的《吴保安弃家赎友》一篇,又以话本形式敷演了这个故事。阅此两篇可补上文简单介绍之不足。

谢小娥是为报仇而坚忍,吴、郭二人则是为报恩而坚忍,目的不同而精神一致。后者坚持的时间更长,毅力更强,将人性中侠义一面作了超常发挥和升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有此舍己为人和坚韧不拔之基因,是我民族历万劫千难而屹立不败之重要原因,故极足珍贵。在商品大潮漫卷,人性中劣性因子常常泛滥而加害我人民的时候,对此尤其值得提倡弘扬。

《宋史》人物具侠气者亦多。如卷273的杨美“状貌雄伟,武力绝人,以豪侠自任”,“为人任气好施,凡得予赐及俸禄尽?给亲戚故旧。死之日,家无馀财。”同卷的郭进“少贫贱,为巨鹿富家佣保。有膂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蒲博。……有材干,轻财好施,然性喜杀。”卷454的邹凤叔“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侠鸣”,追随文天祥抗元,失败后自杀。卷462写到一位名医王克明,也是“颇知书,好侠尚义,常数千里赴人之急”,救治了不少疑难病人。此后诸史中这类例证亦多,不遑遍举。

文人而具侠气者,其侠气的表现又有种种,是我们很感兴趣的。

唐代诗人,特别是盛唐诗人中,许多都有豪侠之气,前面提到的李白、王昌龄诸人是杰出的代表。其他如王翰、祖咏、崔颢、岑参等人,从他们的诗中,我们也能感到一股“近侠”的超迈之气,就是后来被称为“诗圣”的杜甫、“诗佛”的王维,年轻时也是豪气勃发,很向往“幽并游侠儿”生活的,那些抒写少年豪气的诗篇,成为他们生平极珍贵的纪念。中唐以后,刘叉、张祜、李涉、薛逢、薛能、杜牧等诗人也都在创作和生活中表现出程度不等的侠气。有的人作品不多,名作更少,能得青史留名,几乎全凭其侠气,否则便可能默默无闻,如刘叉。有人在江湖夜晚巧遇打劫的“豪客”,以一首侠气十足的诗化险为夷,留下一段美谈,如李涉。这多少能够说明唐人内心对侠气是欣赏的,对与文才诗情相结合的侠气更是佩服。

宋代文学家中,辛弃疾极具侠气,这不奇怪,他本来就是个武人,带过兵,打过仗,义勇过人,那点儿侠气用之于文学,便造成他的豪放词风而绰绰有余。与他性情相投的陈亮,并非武人,却也同样侠骨铮铮。《宋史》卷436《陈亮传》说他“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他的侠气主要表现在身为诸生而以国事自任,敢论列国家大事,且上下古今纵论无忌,批评时俗和在位者不留情面。如在《上孝宗书》中,他说自己已经“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于是,他既攻击“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又攻击“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真可谓左右开弓,纵横捭阖,意气风发,横扫千军。然而,陈亮会受到群臣怎样的忌恨也就可想而知。果然,“在廷交怒,以为狂怪”,他“以豪侠屡遭大狱”,差点让人逼死。可是他侠性难改,一有机会还是上书言政,意欲激发皇帝的抗金之志。《宋史》在其本传末总括云:“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按此,说陈亮是文人之侠者,当不为过,而其侠性的种种表现,如志存国家社稷,心口表里如一,轻财重义,绝不求报等等,亦值得后人,特别是知识者景仰和学习。

文人往往近儒,且往往多愁多思,患得患失,缺乏实际行动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因而文人而能具侠气(具侠气则无上述诸病)就更加难能可贵。一般说来,一个文人的文才再高,学问再大,若想提高品格,更进一境,就特别需要侠性的补益。此说在史书中亦有端倪可寻。且看《宋史》卷443《贺铸传》以下文字:

贺铸字方回,……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诸公贵人多客致之,铸或从或不从,其所不欲见,终不贬也。

贺铸长得丑,脾气又大,“人以为近侠”,是个文人中的侠者。他在为右班殿直之官时,曾与某“贵人子”同事,此人平日“骄倨不相下”,贺铸抓住他有盗窃行为的把柄狠狠教训之,“贵人子叩头祈哀,即大笑释去。自是诸挟气力颉颃者,皆侧目不敢仰视。”你了不起吗?我偏要折服你!这正是侠气的表现,而且我不是无理取闹,不靠蛮力,而是真凭实据、义正辞严,不由得你不匍匐屈服。最有意思的,是下面一段:

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这里的描述不但明确记录了当时人对贺、米二位的喜爱,字里行间还明显流露了史家对二人的赞叹。人们喜爱和赞叹他们的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二人身上的侠气。贺铸作为一个文人,视权贵如草芥,敢说敢当,任性而为,而对朋友则推心置腹,畅怀倾论。米芾在“气侠雄爽”上与贺铸不相上下,史称其“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宋史》卷444《米芾传》)。但他们也有很多问题看法不同,又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便有了令时人艳羡钦慕的“?目抵掌,论辩锋起”的场面。这正如功力品格相当的武侠切磋武艺,各施绝招,惊险煞人,然而却是出于友善,绝无伤人之心,也绝不会伤害他们的友谊。如此一对惺惺相惜的文人之侠怎不令观者、闻者既感兴趣,又由衷钦佩。

贺铸以词名家,同时人张耒为其集作序,称其“高绝一世”,“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能者。……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清陈廷焯更评曰:“词至方回,悲壮风流,抑扬顿挫,兼晏、欧、秦、柳之长,而备苏、黄、辛、陆之体,一时尽掩古人。”至于米芾,史载其“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宋史》本传),其书画艺术,则或“风樯阵马,沉着痛快”,或卓荦豪俊,脱略町蹊,尽成一家面目,故得王安石、苏轼激赏。然则他们的独特成就与其性格中的侠气,恐怕不能说毫无关连?

文人的侠气,有时会表现为行为的怪僻乖异,贺铸如此,米芾更甚。米芾“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比如他爱石,尤爱奇石,某次见巨丑之石,竟具衣冠拜之,称之为“兄”,旁人看来真有点痴,难怪人家叫他“米癫”。这种怪癖虽不妨碍别人,却不见得人人能够容忍。普通人不能容忍,顶多予以耻笑谩骂,可是若在政界官场,麻烦就会大得多,轻则得罪上司同仁,使人不欢,重则触犯权豪势要,引动杀机。这种人不能仕进几乎必然,严重时还可能被找个借口“绳之以法”。上文曾说到,侠和有侠气的人,特别是侠性未泯的官员,往往结局不佳,原因盖在于此。然而,今天看来,这却正是侠与有侠性者为人价值的重要方面――其人不容于现实之世,其独立不倚的人格却流芳百世,任何伟大的现实功业经时光的冲刷终会暗淡,惟有人格的光辉将永远照耀后人,并化为民族文化的基因积淀于人性深处,留存于民族的血脉之中。事实上,古代侠性之人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始终未断。这种侠性,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时,表现为民族的血性,殊死的抗争;在政治黑暗、恐怖横行之时,又表现为大无畏的揭露鞭挞,表现为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回家门的义无反顾。如果我们说陈天华、秋瑾、鲁迅、瞿秋白、方志敏、张志新……虽然生活时代不同,行为表现各异,所建功业不等,但身上都有着程度不等的侠性,也许距事实不会太远吧。

侠性,作为人性的一个侧面,其主要的意义应该是正面的,可取的,而且不仅如上所述,还有更多方面可以发掘和阐论。读史也好,读小说、看电影也好,这些正面的影响犹如食物中的微量元素,能够给我们良好的精神营养,使我们的人格和内在素质更为刚强,更为健全,从而也使我们民族的整体更为刚强,更为健全。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武侠小说,并盼望武侠小说创作向更高水平迈进的理由和根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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