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李翊云裘小龙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燃了世界对中国主题英语小说的巨大兴趣，并使得多位以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在海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比起绝大多数用中文写作，再将作品交由译者翻译的作家们来说，少数的英文原创作家似乎得到了海外市场更多的承认。
旅美女作家严歌苓在3月15日结束的香港国际文学节上说：“中国的经济、市场，以及政治，在世界上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而几乎无法对其文学视而不见。”
同在香港参加此次文学节活动的另一位旅美女作家李翊云也说，如果注意一下美国的出版市场，就会看到人们对中国，以及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兴趣。
严和李都是到了美国以后，开始以英语写作中国主题的小说，并取得了成功。
李翊云只用英文写小说，并于2005年以其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获得了首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美联社的报道说，李翊云表示不会去写中文小说。“我真的感到，在英语中我才成了作家，英语成了我写作时的第一语言。对我来说，回到汉语是很难想象的。”她说。
但严歌苓坚持双语写作。她说：“汉语是一门如此的古老、奇妙、画一样儿的语言，我没有办法放弃。”
对严歌苓来说，双语写作既是不同的体验，也让她的作品具有相异的色彩。“我的英语身份粗放、年轻，而且更为直白，但汉语的自我要更为精细――更古老，也更复杂。”她说。
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海外华人作家，当然不止严歌苓和李翊云。马建（有英国女友做他的专职翻译）、哈金，以及写英文侦探故事的裘小龙都是成功者。就连年青的女顽主郭小橹，也以一部拿语法错误做主题的《简明中英恋爱词典》，开始了自己在英语文学汪洋中的甜蜜历险。
去年7月，《电讯报》刊发了海伦・布朗（Helen Brown）的一篇述评，文章的标题有很强的概括力：《中国制造，世界读》（Made in China, read world wide）。20世纪80年代就移居美国的裘小龙写中国当代背景下的英文侦探小说，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此前，在接受英国《电讯报》的采访时，他说，原本想通过侦探小说这种形式展现当代中国的风貌，让他的美国朋友和同事们了解“一个与赛珍珠笔下不同的中国。”他的系列故事发生在上海，不过在中译本中，改作了“H市”。
但是，“有些人不喜欢我用英文而不是中文写作。他们指责我想取悦西方。”裘小龙说。
在上述作家选择英文原创的同时，更多的中国小说家通过翻译走向海外。以大价钱卖掉海外版权的《狼图腾》成了近年来的一个标志性案例。然而不幸的是，许多译笔粗陋的中国小说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书店。为Picador出版社担任亚洲小说顾问的文学经纪人托比・伊迪（TobyEady）建议，外国出版商在选书时，首先要懂行――尊重中国的文化，其次要注重翻译质量，不要接受那种毫无文采的英译。
伊迪认为，语言问题就像一堵“大墙”，在英译中国小说和中国作家用英文原创的小说之间，区别十分明显。
“对建筑、陶艺、画作、玉器、雕塑，不管它们是在博物馆里，还是在大街上，我们都能去看，也能啧啧称奇，可我们无法理解汉语口语的内涵。”他说，“我们怎样才能跨界，进入作为一种语言、一种思考方式的汉语呢？我想只有一条路，那便是文字，通过其历史来理解中国，而不是通过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历史。好的译文要花很长时间，还需要作家和译者之间的合作。几乎没有出版商有这个时间。”
女作家薛欣然（Xinran）的英译者埃斯特・泰德斯利（Esther Tyldesley）痛陈了一番中译英的不易。她强调说，汉语双关语中的微妙之处几乎是不可译的。尽管她在中国生活过四年，还嫁了个中国丈夫，但在翻译《筷子小姐》（Miss Chopsticks）时，仍然需要多次与南京的欣然交流。
她有满满一箩筐问题，比如：“阳春面是什么东西”？再比如：“那个南京女孩子真的喜欢吃一只长满了羽毛、里面还有个胚胎的、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吗？”
她认为，语言上的鸿沟之外，中外小说还存在着叙事风格上的巨大不同。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小说在其诗化传统的影响下，更少线性叙述，而出场人物也更多――《红楼梦》的人物超过400个。
文学全球化――更正确地说，是文学市场的全球化――在今日显然十分重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开始关注国外的承认和更多金钱上的回报，并进而寻求进入海外市场的通道。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做法并不总是那么正当。伦敦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贺麦晓（Michel Hockx）便向《电讯报》指出，中国国内有些作家故意“寻求”作品被禁，甚至假装被禁，以此作为打通外国出版商的“捷径”。
但只有文学本身，才是作品生命力最有效的试金石。李翊云认为，当人们对中国不再怀有今天这样巨大的新奇感的时候，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作家才能被人记住。
“看看文学，它总是像一座金字塔。总是最好的作家才能被人读上一百年。”她说，“一旦他们不再觉得中国是如此具有异国情调，如此神秘，我认为到了那会儿，真正的文学就该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