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在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一切都在改变，“文学已死”或者明确说“现代文学已死”的说法屡屡被提及。新近，在中韩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上，此话题又成为论坛焦点之一。韩国艺术院会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柳宗镐一席“文学已
“现在，作家面前摆着两条路，是应该作为一名娱乐产业的从事者而知足呢？还是应该作为一名近代文学作家成为社会的医生呢？问题是想作为一名医生的好意因各种情况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柳宗镐叹息道。柳宗镐认为，“书文化”的衰退，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电子化时代的文学的性质及责任急剧变化而产生的；文学衰退的原因，是因为它放弃了做治社会弊病的医生的职责；对堕落为娱乐产业的文学，应该把它复兴起来。但复兴之路在什么地方，柳宗镐表示他也没有明确的办法：“我只能用少年时念过的《故乡》的一段来回答，‘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新的路在等待文学。”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作家莫言却有不同想法。“文学发展到现在，作家创作队伍也分了很多层次。在众多的作家当中，依然还是有一些作家以社会担当为己任、关心民众疾苦，一直在试图用自己的文学、自己的声音来医治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当然也有很多作家搞一些闲适、娱乐的文学，这样的文学也有它存在的价值。”莫言认为，不仅仅中国文学是这样的，亚洲的韩国、日本，包括欧洲和美国，作家创作的状况、作家的层次和文学的现状和中国是非常相似的，这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阶段。
作家王蒙把文学分为“雄辩”的文学和“亲和”的文学。“雄辩的文学也是挑战的文学、悲情的文学、浪漫的与强大的文学，有着政治上的叛逆性、思潮上的启蒙性、道德上的谴责性、人格的理想性与文学使命上的崇高性。这种雄辩的、辉煌与痛苦的文学在革命以后，它的雄辩性变得可疑了。当然还有大量的继承着这样一种革命的理念和气势的作品出现，但是这些雄辩的文学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雄辩性的式微，引起了失望乃至于痛心疾首的情绪，我以为是不必。”王蒙认为，在中国的文学当中，雄辩性的同时还存在着文学的亲和性，是营养性、建设性与补充性的文学，不要因为找不到一个当今的雄辩的鲁迅，找不到一个悲壮的扛着十字架的文学弥赛亚，就认为文学没有大师。当然，“相对亲和的文学的潮流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家、大家，这是我至今也没有想出答案来的问题。”
